本文作者：方弦

作为信息学系的学生，图灵这个名字于我而言再熟悉不过了。图灵机和图灵完全的概念，是每一个信息学系学生的必修课。图灵在他二十出头提出的这些概念，构成了可计算性理论的基础之一，与哥德尔的递归函数以及丘奇的lambda演算一起，而且比它们都要好理解。对于一名业余密码爱好者来说，图灵在二战时期对恩格码机的破解，也肯定至少略有耳闻，将数台恩格码机接驳起来，从而将接线板的效应完全抵消，这显然是数学家的路子。图灵还涉足过人工智能，可算是这方面的开山鼻祖之一。而他的触角伸得最远的地方，则是生物学，比如尝试用数学的方式解释为什么海星会长成星状，斑马的斑纹又是怎么形成的。而在最抽象的数学方面，他甚至还尝试解决群的字问题。

要说清楚所有这些成就，一本书显然不足够，需要好几大卷的学术专著，但我在这里想说的，倒不是图灵的成就，更想讨论他的个人经历。不仅仅因为他是同性恋，又或者他接受的“治疗”，又或者他那神秘的自杀……原因只在于这是一本《图灵传》，而非一本科普书。

尽管我觉得专门为图灵写一本科普，大概也不为过。

霍奇斯著、孙天齐译的这本《图灵：如谜的解谜者》，行文非常镇定，正是在理解了图灵和他的遭遇后，才能有这样内敛的描写。不了解图灵的人，可能会因为他破解纳粹密码而振奋，可能会因为他建造ACE过程中遭受的挫折而愤慨，也可能会因为他当时因为同性性行为遭到的不人道对待感到悲哀。这在我看来都是太世俗平常的反应——如果对图灵没有基本的了解，你的视角就只能是他人的视角，你看到的跟图灵本人看到的之间就存在着鸿沟。而霍奇斯正是因为了解图灵，所以才能以他的视角、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图灵到底用他的一生说了什么。

图灵的成长轨迹一开始是典型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式的，“文化”是莎士比亚是拉丁语，而科学只不过是粗鄙的玩物，在家庭如此，在公学也如此。对于喜爱用逻辑而不是神秘解释一切的图灵来说，要靠近科学，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管别人怎么想，同时让别人尽量不骚扰他，虽然后一点时常失败，毕竟这种阻力不仅仅来自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根本不将科学放在眼里，尽管它的运作越来越仰仗科学和技术。图灵的母亲就是社会大众的一个缩影，而且是那些比较有“文化”的社会大众。她对图灵的那些数理逻辑方面的成就感到困惑又不屑一顾，而她最欣赏的图灵的工作却是他在生物学方面的。她对科学的唯一判断标准，就是有用。

很不幸，现在也是这样，“有用”是一切的金指标，能赚钱就是好东西，不能赚钱的就不值得做。我们现在的社会大众的判断，就像是书中那个只能看两步的国际象棋程序，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完全不知道这样的短视会给未来带来如何的灾难。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一名数学家，要么就是因为他死了，要么就是因为他刚证明了一个重要猜想，“走在了世界前列”。而对于此时此刻正在辛勤工作，在逻辑的密林中披荆斩棘的数学工作者，却是看都不看一眼。“这个有什么用”恐怕是做数学的人最不想听到的问题之一。前沿的东西，现在的确没什么用。但是如果不去做的话，等到要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既然连这种为未来投资的必要性也不能理解，做基础研究的人就更不能指望公众能明白科学的美了。

所以，社会大众需要的并不是真理，而是“有用”。这也注定了图灵这个习惯于追逐完全逻辑上的“真”的人，在日后处处碰壁。无论是在布莱切利庄园破译密码的时候，还是战后设计ACE的时候，管理层在觉得图灵“已经用完了”的时候，就会用他们的“管理艺术”，将他架空在一边，无论他正在做的东西有多么新颖超前，但对于不理解的人来说，“没用”就是“没用”，而图灵又不是一个特别能将自己的想法说明白的人。

我并不是在说社会大众有问题，更不是说图灵有问题。他们都没有问题，他们的想法对他们本身都是很自然的。真理本来就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人们只需要拧开水龙头会有热水流出来，打开电脑会显示今天的新闻，至于怎么做到的，他们并不关心。这种漠不关心也是正常的，就像维多利亚时代那些拘谨的道德也是正常的，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只需要利用别的东西，遵守默认的规则并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其中不必然包含任何真理。图灵当然也没有问题，追逐真理对科学家来说无可厚非。

同样正常的，还有图灵的同性性取向，以及当时英国对此的高压，以及两者共同带来的悲剧。

在图灵少年时，公学那充满男性荷尔蒙的氛围，本来不对图灵的胃口，所以他遇到温柔的克里斯多夫并堕入爱河，在现在来看非常合乎情理。这段同性爱，尽管止于克里斯多夫的早逝，但却贯穿了图灵的半生。在同性恋权利运动勃发的现在，图灵的同性恋身份一直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很多同性恋者也以图灵为例子，讲述无意义的偏见会导致什么样的悲剧。而事实上，图灵在当时算是同性恋者中比较另类的，他很坦白，可以对朋友坦白地求爱。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同性恋者，因为王尔德案，以及在背后更根本的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观，根本不会去坦白，而是以极隐秘的形式埋藏自己的欲望。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仅仅因为很多人因为道德和宗教的原因，不能接受同性之间的恋爱。

图灵可能觉得他的性取向没什么问题，从他被捕时向警官细致地描述他的同性恋行为就可以看出来，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当时的英国不这样看，一来社会整体的道德观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罪恶，即使是稍微和缓一些的观点，也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二来，苏联使政府感觉到莫大的威胁，政府害怕间谍的入侵，而同性恋被视为间谍下手的弱点之一。所有这些一综合，结局是显然的，图灵受到惩罚，这是他生命中的一大挫折。但回想起来，无论是图灵还是整个社会，其实都是合理的。图灵自己爱什么人，自然是他的权利；社会惩罚违反道德的人，当然也是合理的。

那么，这些“正常的悲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同性恋的问题，在现在看来，答案非常明显：图灵时的道德观过于狭隘，人们没有意识到同性恋也是一种自然的性取向，不应该受道德上的谴责。整个事件，唯一不合理的就是这种“同性恋是一种罪恶”的观念。那么，在真理与“有用”的冲突中，实际上不合理之处也非常明显。

问题是，整个社会花了几十年，还只不过初步摆脱了“同性恋是罪恶”的观念，英国首相对图灵的道歉还只是数年前的事。它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解决图灵的另一个冲突？

当然，我们正在努力，尝试让科学流行起来，尝试将科学融入大众。从我个人来说，我写科普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让读者感受到科学（特别是数学）的美，进而拥有去了解它的动力。我不希望我的读者仅仅因为“科学有用”而去了解科学，这种功利性的兴趣是短暂的，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更希望大家能感受到那种由逻辑不可避免地导向结论的力量，感受到它带来的震撼，就像我在知道这些美妙的结论之时所感受到的那样，虽然我的文笔实在远远不能达成我的希望于万一。

这本《图灵：如谜的解谜者》，则是另一个方面的努力。冷静的叙述，将图灵拉下神坛，放到面前。我们发现，原来在远处看起来那么光鲜的图灵，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任性地由着自己的兴趣去做的。密码破译不是因为国家的荣耀，而是因为对图灵来说那是有趣的智力锻炼，而且可以让他不去参军。通用计算机的研究不是因为图灵预见它将会多么多么的有用，而是因为图灵想探索意识的奥秘。同性恋行为更是他的本性。对图灵来说，这些别人看来可歌可泣的事迹，对他来说其实自然而然。如果让他自己来写，大概也会像这本传记一样平静。

如果厌倦了大鸣大放的“科学盛会”，不妨读读这本传记，看看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看看在新闻中看不到的，那些科学工作者的喜悦、辛劳和忧伤。合上书页，你就会明白，其实图灵的一生，讲的全是简单的道理，跟你我没有本质的区别。

[图灵 图片来自tumb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