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量子熊猫

这本小册子有个吓人的原名：Unscientific American。著名的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加上一个不祥的un，让人想起五十年代美国肆虐一时的“Un-American”，麦卡锡主义的非美委员会。

不错，这本书由两个美国作者合作完成，可不是想光谈谈科学知识，而是尖锐地讨论科学与政治。克里斯·穆尼，科学记者，关注全球变暖和美国科学政策，为多家媒体撰写科学稿件；雪莉·柯申鲍姆，科学研究员，电台D J，跨界媒体和科学研究。他们合作写作探索杂志的特约blog，就科学问题展开各种讨论，这本书就是他们的一部分成果。他们通过一系列数据，向美国公众、科学界与决策者说明，科学在美国的地位是多么岌岌可危，而科学界和政界需要行动起来，做些什么。

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这么一本书有着别样的意义。相对于美国，我们有着《科普法》，有官方支持的一系列科学普及机构，有着比美国强度更大的理科基础教育，同时，我们没有美国那样浓重的宗教文化，科技政策也不会受到党派政治的影响。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在科教兴国的口号下成长起来的。可同时，我们也不无悲哀地发现，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并不高，每年，媒体错误的科学报道层出不穷，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也较之以往大打折扣。我们和美国有着不同背景，却共享着相似的问题。为什么？怎么办？

作者为布什总统时代的科技政策深深不安。很多美国科学界人士都将布什执政的八年当作低谷的八年，科研投入降低，原教旨主义喧嚣尘上，伪科学沉渣泛起，政界和科学界的结盟松散，公众与科学界互不信任。和几十年前不同，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科技也变得如此复杂，不经过长期训练，公众已经难以理解；甚至，细化到了科学家很难了解相关领域的地步。此时，错误的科学政策不仅让一个国家失去竞争力，还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

不仅政治家需要科学顾问，需要清醒而慎重的科学政策，科学界也需要行动起来。书中提到，一些科学家与媒体合作，在大选中，要求奥巴马和麦凯恩就一系列科学问题展开辩论。结果非常有趣，因为担心就这些复杂的问题的发言成为对手的靶子，双方都不想进行公开辩论。但是媒体和科学家们持续施压，最终，竞选双方都给出了书面答复。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尽管还不够。

这种积极态度无疑能够启发很多中国人。尽管我们的环境在这方面恐怕是差别最大的，但是中国科学界对科学政策的缺乏讨论却是遗憾的。关注科研群体，就能看到大量针对科学政策的抱怨，但系统积极的建言还是少。去年（2011年，编辑注），饶毅和施一公两位老师合作撰文，批评国内科研现状，希望更多人能够发出声音。这是一个《自然》杂志专题报道中国科学进展的时代，我们寄希望于未来。

本书的作者也严厉地指出了科学界的一些问题，比如对于故意挑起和宗教的无谓矛盾，不重视科普，甚至对科普工作心怀鄙夷等，作者都一一给予驳斥和批评。书中提到，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科普作家卡尔·萨根在科学院评选时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正是科学界某种心态的写照。“你的这些科普文章算什么科研成果？”一个花精力参与科普的学者不得不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一方面，科学界从政府手中拿到大笔经费，一方面，却不愿意向公众解释科学。这种情况，造成了公众对科学家的极大不信任。以此关照中国的情况，就更能唤起我们的思考。

为什么科学界对科普的热情如此起伏？原因是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复杂性，经常导致报道失实，和媒体打交道也需要很多技巧，使得一部分追求严谨的科学家选择回避媒体。同时，科学界对普及工作很难给予鼓励，而是经常报以象牙塔中的怀疑。再者，与公众的沟通既花费精力，又经常收到糟糕的反馈，或者如入无物之阵。以上各种因素，经常将科学家推离科普事业。

而大众媒体呢？电视媒体的商业化使科普节目时间非常短，节目也相对薄弱。平面媒体的影响力减退。网络媒体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生态。著名的霍芬顿邮报是近几年崛起的强大的网络媒体，它的科学版成了反对疫苗运动的重要基地。一些家长错误地认为，疫苗导致了诸如孤独症等一系列疾病，于是拒绝给孩子注射，并不断发起反对疫苗的运动。这种运动透过网络媒体，被放大和传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直接威胁很多孩子的健康。

我无意和书籍作者一起批评一家美国网站，但是这种情况，使我们深感媒体环境的复杂。从事科普工作，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如果之前科普需要的对科学知识精确的把握和一支妙笔，那么现在，恐怕还需要懂一些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了。

中国的互联网与科学研究一样，与英文世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谣言和伪科学比美国的生存土壤更肥沃，优质信息更稀缺。过去几年，有更多人投入到了网络科普的事业中。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如何推进科学普及，将是未来数年被反复讨论的话题。科学界的同人读罢此书，掩卷沉思，应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想获得好的科研环境，想改善与公众的关系，获得理解和支持，不能靠别人，只有自己发出清晰、明确的声音，敢于和善于对话。

科学离我们有多远？并不遥远，我们智能手机上的卫星定位系统在工作时，都参考了相对论。但是，科学又如此遥远，一个人需要将近十年的专业学习才能以此为业。我们的社会已经建立在现代科技之上，而公众与科技的关系正非常疏远。这很可能意味着危险。这本书，对于中国的科学界、公共政策决策者还是关心科学的公众，都是一本极富启发的小册子。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讨论，毕竟，对于资源有限的地球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的唯一希望恐怕就是科技跑赢匮乏。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2-02-26 南方阅读 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