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如果我们要拯救自然于毁灭，就必须给它明码标价？

在南美洲国家圭亚那（Guyana）的热带雨林里，两个男人在尝试贩卖雨水。如果你当真想要的话，他们甚至还能卖给你泥土、生物多样性、固氮菌，以及别的任何东西。

有兴趣买上一点什么吗？我想阁下是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但事实上这两个人并不是什么街头骗子。正好相反，他们是在为拯救地球而进行一项严肃的实验：在利他主义和政治法规式微之际，貌似冷酷无情的自利主义是否能为我们赢得生机？

该实验的执行者是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和银行家希尔顿•莫里-菲利普森（Hylton Murray-Philipson）。他们注册了一家名为Canopy Capital的私人公司。这家公司虽然并不拥有位于圭亚那中心地带伊沃克拉玛（Iwokrama）的36万公顷雨林的所属权，但是它买下了可以贩售伊沃克拉玛雨林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权利。至今它为此花费了50万英镑。

该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储存二氧化碳、制造降雨、供应水源、保持生物多样性、防止土壤侵蚀、形成土壤、固氮、处理废物和污染，以及支持当地居民和其他生活在雨林地带的人们的生计。任何对这些服务感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购买“绿色债券”来获得这些服务。

这个服务列表确实引人注目。但谁愿意付钱购买这些来自远方雨林的服务呢？——特别是这些服务似乎本身就是“免费”的。而且，顾客究竟能够买来什么呢？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没有人”，和“没什么”。但是这答案并不全面。事实上。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很可能有赖于为这些问题寻找一些不同的答案。

欢迎来到“绿色经济”的奇异世界——为了拯救生态系统，它自身的价值将被贬低到以金钱来衡量的地步——或者，这也可以看做是种升值，或升或贬取决于你的视角。

这个现象其实是可以很直观地来解释的。“经济”和“生态”这两个词紧密相关，这种联系不仅限于其名字（“经济”economics与“生态”ecology的希腊语词根都是eco，意为“居处”）。一切的经济活动都与环境有关：如果没有森林，何来木材交易？如果没有鱼，何来渔业？这还只是一些经济与生态直接联系的例子。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气候环境，如果没有可以饮用的水和可供呼吸的空气，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的存在。

但是现在，那些维持经济系统持续运转的环境因素几乎全部被经济系统排除在外。这些环境因素如果被承认，它们也是“外部性”的，反映不出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经典的例子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者的排放是免费的，但是更大范围的人群却要承担代价。

为了弥补这个理论上的漏洞，经济学家们为“自然”取了一个新名字：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自然资本”的观念认为，我们只有认识到了自然的真正价值，才会有动力来保护自然。

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颖。在将近十年以前（2003年），联合国就已经建立了所谓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s，简称SEEA。该体系被用于系统地核算环境资源存量和经济资本流量——译者注）。新鲜的是目前全球环境政治开始接纳“自然资本”。最近，就气候变化、雨林、生物多样性和河流问题举行的国际会议都纷纷表示，自然资本将会促使政客们兑现他们的承诺。

那么，是否“自然资本”定将会使目前的局面大为改观呢？这是个目前还难以回答的问题。 “自然资本”长期被忽视的原因之一是，“自然”不为任何人所有。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是人们所共享的。但是，如果你不真正拥有某样东西，你就不会将它如自身资产一般纳入收支表中。这么说来，投资保护自然就变得不合算——因为这就好像是你自掏腰包让竞争对手搭了顺风车。

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教授（Garret Hardin）在1968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或译“公共资源悲剧”或“哈丁悲剧”——译者注）。在这篇文章里，哈丁教授指出：为人们所共享的，并且可以为人们所自由使用的资源必将很快耗尽，因为每个人都会竭尽所能抢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科学》期刊，162期，1243页）。在现实世界中，“公地悲剧”的冷酷逻辑以森林滥伐、土壤腐蚀、过度捕捞等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些行为的愚蠢之处。但是除非我们知道别人也会停止做这些蠢事，否则我们自己怎么可能停止呢？

更糟糕的是，人们通常很难意识到自然资本的存在——除非它已经消失了。即，只有当失去了植被的海岸线遭到了洪水侵蚀、干涸的湿地失去了清洁污染的能力、森林砍伐引发了干旱，以及珊瑚礁的破坏导致了渔业崩溃的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到自然资本的存在。

绿色经济的任务有二：第一项任务是，为了使之能够引起重视，它必须将隐晦的生态价值转换为易于理解的形式——金钱；第二项任务是，它要想办法使人能够通过为自然估价获得收益，从而将抽象的价值转换为真金白银，而这通常更具争议。通过这些措施，伴随着争议，全球资本的不受阻挡的力量才会被引导到保护自然——而非毁灭自然——的道路上。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在“自然资本”的前面加个“￥”，就如那一句古老的商业谚语所说的：“没有度量，无法管理”（you can’t manage what you can’t measure）。那么，绿色经济的标价应该是多少呢？

目前为止最大的研究项目——“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简称TEEB）”曾试图给一些重要的生态系统做价值评估。在它评估的生态系统中，珊瑚礁以每年每公顷1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48万元）的“高价”位列榜首——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其旅游业收入。至于亚马逊雨林，仅从其固碳价值来分析，它的估价在每年65到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5到811亿元）之间。甚至连毫不起眼的草地都有涵养水源和固碳的能力，使其价值达到每公顷数千美元。TEEB的研究并不能为生态学家们提供新的知识，但是它却能将生态学家的知识变得能够为经济学家们——甚至可能为政策制定者们——所理解。

但是，仅仅是给自然资本标价还不够。珊瑚礁的“价值”是每年每公顷120万美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的“价值”绝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它并非可以随意买卖的实体，它更像是类似期货这样的晦涩的金融产品。

泰国的海岸红树林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将自然资本的“价值”和经济挂钩的例子。泰国的海岸红树林曾遭到大量砍伐，空出的土地被用于建造虾池。因此，泰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虾类出口国。据美国怀俄明州拉勒米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巴比尔（Edward Barbier）计算，这些虾池的价值有每公顷10,600美元之多——这个数目是在同样面积的地方生长的红树林木材价值的十倍。所以，从经济上来说，砍伐红树林以建造虾池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事实远不止如此简单——红树林还有许多隐性收益，比如说，保护海岸线。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the Boxing Day tsunami）给我们上了这一课，有红树林保护的海岸线受到的破坏比没有红树林的小得多（《科学》期刊，310期，643页）。巴比尔为红树林的海岸线保护价值所作出的估价是每年每公顷18,000美元——这远比虾池的价值要大得多了。如此来看，破坏红树林就不是什么好主意了（《土地经济学》期刊，80期，389页）。

将保护当做投资

能够认识到红树林的重要，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仅仅是认识到这一点，还不足以阻止虾池的扩张。因为建设虾池对于个人来说是有益的。因此，“公地悲剧”依旧会胜出——除非政府能够从国家利益出发，制止砍伐红树林的行为。

在过去，这也许会是个需要反复探讨的提案，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估价”的帮助。如果政府能够意识到少砍伐一公顷红树林就等于投资18,000美元用于保护海岸线，那么就有可能阻止公地悲剧的发生。

当然，政府总是倾向于短期利益，而且容易被商业游说。但是有迹象显示这些信息正在被接纳。现在有一些开明的政府已经开始投资保护生态系统。因为它们认识到，生态保护就好像预防性保健一样，在发现问题之前开始行动要比亡羊补牢省钱得多。根据巴西贝伦国际林业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斯文•温德（Sven Wunder）的统计，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300多个这样的保护项目。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哥斯达黎加政府付钱给私有土地所有者，用于保护植被和重植森林，以扭转森林破坏的局面。而另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项目是，通常被认为是不重视环境的中国政府，从1999年开始也在育林保护和类似项目上投资了超过100亿美元的资金。

但类似的环境保护计划仍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在操作层面：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投资没有严格的监管，因此也就削弱了这一系统的根基。另一个个是理论层面的问题：国家政策必然会趋向于地方性的、本土的需要，而往往会忽略掉全球利益，比如气候保护。各国如果仅从本国利益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服务做价值评估，那么就难免会低估其价值。

所以，现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经济本身能否整合为全球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即使是一小片雨林这样简单的生态系统，我们能否给它所提供的极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标出价码？？

对于一些人，这是环境主义的终极理想。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是极其有害的自利主义，终将引起灾难。试想，如果连“自然”都能被“拥有”和“买卖”，那么还会有任何“公共资源”的存在吗？要知道，到了那时，连我们必须要呼吸的空气都将不再是免费的了。

而现在，首先受到市场检验的是森林的固碳服务。森林有着多种多样的价值：从传统意义上来看，森林可以提供木材、食物和药物；而森林所占的土地亦有种植农作物的隐藏价值。

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森林的最大价值在于储存二氧化碳。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每增加一吨，大气中使地球暖化的二氧化碳就减少一吨。就目前来看，储存二氧化碳对于个人或者个别组织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它对于整个地球来说却是价值巨大。绿色经济究竟能否建立一个市场机制，从而鼓励森林保护、阻止森林砍伐呢？

根据清理二氧化碳所需的成本，有一些国家已经对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标了价。在明年1月，美国的首个类似项目也将在加利福尼亚启动。在一个被称为“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或称“排放权交易”emission trade——译者注）的系统内，工业排放大户可以排放一定量的污染物，能排放多少取决于他购买到的排污权。在这种交易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削减污染物的企业会尽其所能的减少排放，同时将多余的排放权售出获益。市场从而鼓励了削减污染物技术的开发。

下一步要做的，扩展计划，将森林纳入其中。假设一个能源公司需要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需要耗资30美元。如果可以的话，另一个选择是投资森林保护以固碳，耗资相当于每固定一吨二氧化碳20美元。这家公司显然将选择后者。联合国气候协调专员想要通过一个被称作“林业管理减排协议”（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简称为UN-REDD）的项目，在至迟2020年实施这个计划。一旦成功，这将会是第一个作用于一项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市场。

这个系统的监管并非易事。但是，它一旦成功，大气问题定将得到改善，而更大范围内的环境也会获益。最近有一项研究预测，如果全球交易体系将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定价为25美元，就能够抑制气候变化和保护森林，同时，副产品是降低物种灭绝速度（《自然气候变化》期刊，2期，350页）。

碳交易市场还只是个开始。Canopy Capital公司乐观地估计，政府将会建立类似的市场机制，允许将固氮服务销售给那些想要抵消其氮排放的公司。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很多生态学家对此没有信心。他们认为，关于自然资本的讨论实际上是为生态保护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学者保罗•埃金斯（Paul Ekins）在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中说：“自然与人力、社会或人造资本截然不同，它自己有极其复杂的规则和体系。”

生态系统绝不是货仓里的存货或者银行里的存款。现金你花了一半剩下一定还是一半。但是对于生态系统而言，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如果你将某片雨林砍伐掉一半，你还会剩下一半的木材，同时保留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却摧毁这片雨林为某个遥远国度降雨的能力。

美国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学者约瑟夫•伯格（Joseph Burger）认为，自然-资本的概念忽略了自然间复杂的互动。而且正如埃金斯所说，给自然资本标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这些“资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比方说，出售雨林来购买珊瑚礁、或者来年的橡胶产量、甚至是一船电脑，其环境价值都等同了。

“可交易性”似乎就是经济和生态二者的不能达成共识之处。但是TEEB项目的领导者，银行家帕万•苏克德夫（PavanSukhdev）坚持认为，“可交易”并不是自然资本理念的目的。他说：“将公共生态资源私有化，然后让市场决定这些自然资本的价值并非TEEB项目的目的。”

但是，市场势必将会造成上述结果。经济学原理认为，没有交易，就没有价值。那个构想中的碳交易市场必将会导致埃金斯所警告的局面的产生。市场允许碳排放大户在减排或者保护森林直接进行选择。这两种选择对大气中的碳的作用可能相同，但在其他方面却有很大差异。如果选择保护森林，森林中的物种可能会因此获益，但是住在该工厂下风向的居民就会有患肺病的危险，也许是河流中的鱼受到酸雨的侵害。整体的环境影响无法预测。

因此，距离成功建立自然资本市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从2007年开张营业以来，Canopy Capital公司还没有售出任何一项生态服务债券。按照其投资人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确实出售的东西。无论雨林的理论价值几何，它除了拥有木材和土地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市场价值。莫里-菲利普森坦承：“要让雨林真正拥有市场价值，所花费的时间远比我本来预计的要长。”

商人们还没有找到自然资本的交易方式——这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是一件好事。毕竟，现在距离2007年全球金融系统崩溃还只有5年而已。而全球金融系统是一个人为建设的，有着严格的规则和可衡量的货币单元的体系。质疑者认为，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显然预示着市场终究是无法管理地球生态系统的。

绿色经济，或自然资本，也许不最坏的选择。但就像全球银行系统一样，它可能会成为一场极大的冒险——这个风险我们愿意承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