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红猪

如果我们的科学和文化已经脱胶，或者，如果它们从来就不曾黏合在一起，那么问题，可就严重了。而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才能厘清。写作本书有几个目的，一是展示科学和现代美国社会的尖锐对峙，二是描述这种对峙的现状和后果，三是提出消除对峙的方案。但首先，让们将澄清一些广为流传的误解，并指出问题的症结何在、谁又该为问题负责。

许多科学家一直在抱怨科学素养的问题，把民众称作“科盲”[1]。他们的证据都包含了一些叫人难堪的调查结果。这些都是和科学有关的调查，涉及的知识不过是中小学的程度（比如：“电子是否比原子小”或“宇宙是否产生于一次大爆炸”），但美国公民的回答却惨不忍睹。有一位杰出的学者专门研究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结论如下：由于不了解基本的科学术语和科研程序，八成美国人读不懂《纽约时报》的科学版[2]。最惊人的或许还是那个常被人引用的数字：在美国的成年人中，只有半数知道地球每年绕太阳运转一周。

正因为有了这么个惨淡的结果，才会有人在解释科学家与社会（或政治体制）的冲突时，想到了这么个标准的答案：错的是“公众”[3]，公众需要多受教育、多学知识、多了解信息。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条思路是大错特错的。

首先，就科学问卷而言，别国的公民也好不到哪儿去[4]，许多甚至及不上美国。就拿欧盟来说，根据一项“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欧盟成员国国民的科学素养在总体上还不如美国[5]。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比美国人更相信全球变暖和人类演化。

现状是复杂的，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对几条权威“事实”和科研程序的了解，是否就能反映一个社会对重要科学议题的态度？说实在的，光凭一些基本的科学常识，就能在新闻媒体和政治角逐中辩论科学了吗？这一点是颇值得怀疑的。还有，科学界的目标是什么？是让公众深入复杂的争论，并裁定胜负吗？不要忘了，许多反对演化论、否认全球变暖的人士本身就是科学家。他们用深奥的科学术语表达观点，还经常引用同行评议的文献。要反驳他们的观点，就需要获得博士一级的专业知识才行。就算有了这些知识，也还要经过细致研究，花费大量心血方能提出批驳；而这些，都是普通人没有能力、或没有兴趣完成的。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有时，公民们煞费苦心学来的科学知识，却会导致最坏的结果，因为他们学到的东西根本是错的；这还不如一无所知的好呢。马克·吐温就曾说过[6]：“问题不在于大家知道得太少，而在于大家知道了太多错的。”就拿那些反对疫苗的家长来说吧，他们一口咬定是疫苗让自己的孩子患上了自闭症，为此悲愤莫名。这些人遍布全国，执拗于自己的观点。“疫苗导致自闭”的说法已为科研彻底否定[7]，但支持它的研究还是络绎不绝。每当这类研究出炉，那些家长和支持者们就获得了一条“科学依据”，他们的信念也得以延续。那么，这些“科学依据”是从哪来的呢？从互联网，从名人，从别的家长，从几个不断挑战科学共识的医生和研究者。这些声音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共鸣室，让误解日益加深。

“疫苗导致自闭”的说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这一点现在没什么疑问；但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可否称作“无知”或“科盲”，这就不那么好下定论了。毕竟，那些人对这个自己好奇、而且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做了大量的独立研究，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一般的美国民众。

和他们类似的还有一些消息灵通，但同样大错特错的团体――他们是全球变暖的否认者，狂热的UFO迷等等。他们的问题不是无知，也不是缺乏研究的热情和动力。如果你在全国电台上讨论过全球变暖（笔者之一的克里斯就参与过好几次），那你就一定遭到过反对派的电话围攻；这些人拒不接受科学共识，并做了很多研究来支持自己的偏见，有些还会炫耀自己的博学。他们会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串理论，听起来都挺像那么回事的：什么别的行星就没有全球变暖啦[8]，什么都市热岛（也就是城市）影响了全球温度计的读数啦，什么大气层的最底部的对流层并没有像气候模型预测的那样升温啦，这样那样的。

再想想去世不久的迈克·克莱顿（美国科幻作家，著有《侏罗纪公园》――译注）。他是位杰出的科幻作家，还是位出色的电影编剧和制作人。在作品中，他总是能将扣人心弦的叙述和扎实的科学研究融为一体。然而，在晚年的小说《恐惧状态》中，克莱顿却不惜歪曲事实，对全球变暖说大肆抨击。总而言之，有那么一群在互联网上接触了大量“科学”资源（好的、坏的、糟糕的）的人，他们勤于思考，也善于思考，只要会一会他们，你就立刻会意识到一点：科学知识的缺乏或许不是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面对种种困境，大家自然都把教育改革当作了提高科学素养主要手段。教改当然是个崇高的目标，没人反对在基础教育中加强科学。然而，将学校教育当作唯一的解药，就无异于将所有已完成正规教育的人拒之门外。那包括了美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有多数选民，有政界、文化界的领袖，还有媒体的掌门人。

还有个最叫人担心的问题：如果将科学素养不足的现状归咎于群众，那就是在有意无意地为那些聪明人（科学家）开脱。科学家本来就负有让社会重视科学，善用科学的义务。现在好了，只要把错推给教育，推给媒体（说他们不能准确报道，或者不够重视），科学家就能心安理得地回去做实验了。

然而，冥王星事件彻底戳穿了科学家的自负。以前还没有什么科学报道得到过这么多人的关注、引发过这么大规模的讨论。冥王星是否是行星？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黑白分明的答案，说不是也无妨。这一点，民众显然不是不知道。让他们恼火的，是用突然而武断的方式，对科学知识施行自上而下的改造。他们反应的确激烈，但未必是错的。

有鉴于此，专攻“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学者已经对传统观点大打折扣[9]，不再认为科学和社会的分歧可以用民众的无知一笔带过了。所谓的“欠缺模型”（deficit model）[10]也成了学者怀疑的对象——这个模型认为：正是民众在知识上的欠缺，才让他们无缘领略科学之妙，目前的窘境都是这种欠缺的产物。长久以来，欠缺模型都垄断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看法。

“欠缺论”常摆出一幅和蔼的面孔，它将科学家塑造成仁慈的导师，向如饥似渴的公众传播知识。但有时它也会穷凶极恶，蜕变出另一幅嘴脸来，我们不妨称之为“你个白痴”模型[11]。科学家不时对同僚或媒体说出这样的话：“难以置信，公众居然会蠢到相信X”或“难以置信，居然会有人无知到接受Y。”这时，科学家就不再是友善的导师了，而是高高在上、一味贬损的恶人形象。

无论摆出哪副面孔，缺失论者都无法真正让精确的科学知识走入民众、生根发芽。民众并不是坐等科学填充的空旷容器。如果在传播时不愿结合对方的需求，那么所传播的知识就十有八九不会被对方接受。而面对公众及其代理人（政治家、记者、名人等）指手画脚，其结果不止是惹恼对方、众叛亲离，而且不利于科学家的反思，让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更加茫然。研究科学传播领域的学者指出，这种指责式的作风只会导致恶性循环：

科学家不信任素养缺失的公众[12]。公众则对科学家的不信任还以颜色，由此产生的负面态度在大规模调查中暴露出来，反过来证实科学家的假设，让他们继续不信任素养缺失的公众。

诚然，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家的工作少人欣赏，乏人问津。但我们不会在本书中赘述公众对科学的无知，也不会揭露时有耳闻的伪科学理论（江湖郎中的奇谈怪论，对主流环境研究的偏激批判，对超自然现象的热衷，或诸如此类的货色）。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科学和社会的鸿沟，以及填平鸿沟的方法。

我们不是要将“科盲”的概念拒之门外，而是要为它重下定义。我们不会陷入指责和推诿，也不准备将问题归结为民众在科学问卷中给出的答案。

幸好，科学还有另一个传统，它超越了对事实和理论的执着，强调的是科学的第三个元素，即公民对于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在公民看来，科学在政治、政策、和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13]在有关科学素养的辩论中，这个角度往往是被人忽视的，但在我们看来，它却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科学素养无疑是欠缺的，而且这是危险的。但问题出在我们同生死、共沉浮的社会上。要负责的不光是科学界之外的公众，也不光是教育体制，科学家也有一份责任：就是他们用自己的理论、实践和行为拉开了自己和同胞的距离。不妨把美国科学的现状比做一团乱麻的课堂：学生固然在教室里投纸团、飞纸飞机，老师却也在终日打混，对一众顽童不闻不问。引申到科普的乱象上，则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难辞其咎。

我们不是要让普通公民死记科学事实，也不要他们经常阅读专业文献。我们要的是科学在政治和媒体中更有贡献，在百姓生活中更有分量，与其他行业交集更广，在重大事务上影响更大――简言之，我们要让科学在可预见的未来担起规划的重任。只有那样的美国才是科学的美国，只有那样的公民才会有合格的科学素养。一个万众皆博士的国度不是我们的目标。

有了这样的展望，我们就能理解一个科盲丛生的社会是何等危险：不出几十年，科学领域的一些根本进展就会改变世界，而这些进展，都是一个科盲社会所无从理解的。长此以往，我们国家就会一次次和未来失之交臂。

“科学素养”的概念业已阐明，现在就来澄清另一个误解，那就是美国人所谓的“反科学”倾向。

在调查面前，这一说法毫无道理。美国人并不憎恶科学。相反，他们对科学还算有那么点正面的看法。举例来说：除了军队之外，美国的科学领袖比其他重要机构的领袖都更有公信力[14]。但是信任归信任，许多美国人却根本叫不出那些科学领袖的名字，这一点正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真实困境。

美国人不恨科学，仅仅觉得事不关己。多数时候，他们的脑袋里都没有科学。在调查中，许多人都表示对科学进展兴趣浓厚。但聪明的调查员套出了实情：和科学相比，还是别的事务更值得关心。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对科学新闻“非常关注”的公众只占15％。科学在公众的兴趣议题中位列11，排在犯罪、体育和宗教的后面。（这个排名最近有所下滑[15]，新闻报道中科学的减少正反映了这一点。）

老实说，情况还不算太糟：美国人至少不恨科学。公众是欣赏科学的，但态度轻薄，转眼即忘[16]，这个态度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不够的。现在忽视科学，几十年后就会吃亏，在经济上尤其如此。届时，我们将对近在眼前的争议和挑战无从应付。还有，公民一旦脱离活力四射的科学世界，其他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它们是铺天盖地的假消息，是丑化科学家的错误成见（“不擅社交的书呆子”、“傲慢的疯子”），是对国体祸害已久的反智倾向。

意识到希望还有，就好比是打了一剂强心针，明白了还有改进的余地。史学大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指出，回顾历史，美国人和反智主义时远时近；布什到奥巴马的轮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和政府一样，民众对科学的态度也是有亲有疏。我们一定能让他们相信：科学是通向未来的关键。我们一定能让更多人接受科学、欣赏科学。但我们也要看到：有许多股势力已经摆开阵式，准备阻挠这桩重要的事业，其中最强大的可能要算媒体圈正在上演的动荡。敌人已经兵临城下，科学界及其盟友却还没做好对抗的准备。

那么，我们能怎么做呢？首先要了解历史，看看美国的科学家为何在海外受人瞩目，在本国却被人忽视。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回顾二战后的美国科学，看看它是如何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中盛极而衰的。我们会着重考察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家走向大众的尝试；这个过程麻烦不停，时断时续。二是让这个尝试日益缥缈的社会因素（比如政治和媒体的转向）。一旦查清事实，我们就不会为了科学和社会的分歧一味责怪（责怪公众、责怪媒体、责怪政客、责怪教育），而是会得出更富成果的结论。

然而，抛弃了“缺失模型”，谁来顶它的位呢？这就得靠历史帮忙了。C·P·斯诺的“两型文化论”将为探讨注入巨大活力。有了它，我们就能在了解科学和社会的脱节之余，避开“缺失模型”的内在漏洞。只要用斯诺的“互不理解论”分析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就不必在人群中分出孰高孰低，孰贤孰愚了[17]。

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对斯诺的理论做些修订。斯诺时代的英国，在知识界叱诧风云的是人文学者；科学还是弱者。但在今天，双方的强弱已经发生逆转[18]，至少在学界是如此――尽管学界的整体影响也已今非昔比[19]。因此，在今天讨论斯诺，我们要哀悼的就不仅是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分歧。斯诺当年最担忧的，是科学未能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他认为，这和知识的过度分工、画地为牢有关。这个问题至今仍未消失。“两型文化”的说法也依然有效，只是我们需要在“2”上做个简单的乘法。

身处今天的美国，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也如斯诺所说，竖起了围墙。只是围墙彼端不是一种、而是几种文化[20]。这几种文化主宰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其中最显著的有政治文化、媒体文化、娱乐文化和宗教文化。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依次讨论科学和这四种文化的分歧，并提出消除的方法。我们不认为斯诺所说的科学/人文的鸿沟已经消失，它还在。但相比之下，更重要的鸿沟已经出现在了科学和学界之外的部门之间。大学是科学家最自得的场所（即便会和同行意见相左），但大学之外的新风气已经向他们提出了和以往迥异的挑战。

我们的分析如果没错，那么现在的症结就不在于美国人背不出多少科学知识，也不在于聪明人受到傻瓜蛋围攻。在美国，各个领域都不乏有才华、勤思考的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彼此有着不健康的隔阂。科学家和记者、和编剧、和政治家、和宗教领袖之间的合作都太少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目标是修正教育体制，重塑科学文化和流行文化，在各擅胜长的人物之间创造更多的互动机会。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唤起那些关心科学的人，激励他们沟通社会各界，开诚布公地和大众探讨，而不是一味地批评责备。

为此，我们必须在全国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大学中推动文化变革。这些机构原本就担负着训练年轻科学家、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的任务。现在，它们还还必须鼓励它们自己轻视已久的事业：走向公众，传播科学，用真正的跨界研究团结“两型文化”（而远不止是在生物和化学间寻找交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将考察媒体环境和大学文化的变革。我们将探讨如何迎来变革，还有变革所需的行动和态度。要得到最终答案，就可能得重新界定科学家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如果这能让社会更趋科学，那它就一定是值得的。

注释

• “科盲”有个标准定义，见Bauer等人的论文“What Can We Learn from 25 Years of PUS Survey Research? Liber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genda,”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Vol. 16 (2007), pp. 79–95。又见Rüdiger C.Laugksch“Scientific Literacy: A Conceptual Overview,” Science Education, Vol. 84, No. 1 (December 14, 1999), pp. 71–94。在这个问题上影响卓越的一位学者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Jon Miller。他设计了一份“平民科学素养”的量表，一方面考察与“科学概念”相关的事实和定义，一方面考察对“科学研究的过程和实质”的理解。见Jon D. Miller,“Scientific Literacy: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 Daedalus,Vol. 112, No. 2 (Spring 1983), pp. 29–48, 和Miller, “The Measurement 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Vol. (1998), pp. 203–223。
• 2.　Jon D. Mille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Scientific Research: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Know,”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Vol. 13 (2004), pp. 273–294.
• 3.  2007至2008年，Matthew Nisbet和笔者之一的克里斯联袂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还与我们进行了几次私下探讨。Nisbet指出，本章中提到的“欠缺模型”有着诸多问题。他还将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献带入了我们的视野，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此外，他还在几场演讲中批评了和“欠缺模型”有关的“科普模型”，即认为光凭科普媒体就能满足科学教育之需要的观点。
• 4.　见Jon D. Miller,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论文发表于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2007年年会, San Francisco, February 16, 2007。
• 5.　同上。
• 6.　我们是在Paul Offit的作品中读到这句话的，见他的杰作Autism’s False Prophets: Bad Science, Risky Medicine, and the Search for a C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7.　权威研究请参考Institute of Medicine, Immunization Safety Review: Vaccines and Autis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4)。
• 8.　全球变暖问题的顶尖博客对这个谬论做出了决定性批驳：http://www.realclimate.org。
• 9.　2008年夏季，Matthew Nisbet和克里斯在加州理工学院共同主持了为期一天的科学传播“启蒙班”，班上阅读的文献请见：http://sass.caltech.edu/events/boot_camp.shtml。
• 10.　感谢David Guston和Naomi Oreskes让我们进一步熟悉了“欠缺模型”的缺陷。
• 11.　在Randy Olson的优秀纪录片“Flock of Dodos”中，一位拥护演化论的科学家就是用了这个字眼描述了他对待“智能设计论”运动的态度：“依我看，大家应该站起来说：‘听着，你是个白痴。’”
• 12.　Bauer et al., “What Can We Learn from 25 Years of PUS Survey Research?”
• 13.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Jon Miller在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里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科学的第三个元素是“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以及随之必然涌现的政策抉择”。Jon D. Miller, “Scientific Literacy: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 Daedalus, Vol. 112, No. 2 (Spring 1983), pp. 29–48.
• 14.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8, Chap. 7,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08/c7/c7h.htm.
• 15.　同上。
• 16.　要理解公众对于科学的自相矛盾态度，最好引用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Michael Turner最近的一句评论。Turner说，美国人对于科学的欣赏“宽度1英里，深度1纳米”。Aspen Institute, “Science and the Public Sphere,”2007, http://fora.tv/2007/07/03/Science_and_the_Public_Sphere.
• 17．　在斯诺最先的表述中，无疑对文艺爱好者批评较重。他说，科学家“在骨子里装着未来”，而文艺家“希望未来不存在”。但总的来说，他还是认为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很聪明，只是因为大相径庭的立场才分裂的。
• 18.　1989年，专攻维多利亚文学的杰出学者Gillian Beer评说道，斯诺抱怨的问题“或许在当时很突出”，但“已经不是当今的主要问题了，因为他说的那些文艺家已经越来越少了。”见Gillian Beer, “Translation or Transformation? The Rel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4, No. 1 (January 1990), pp.81–99。
• 19.　自斯诺以降，学术界还发生了许多别的变化，比如学科数目大大增加（内部的分化　　　也日益严重）、社会科学飞速发展。要了解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变化，请参阅Stefan Collini为The Two Cultures撰写的导言。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0.　这个分析中还可以加上别种文化。比如，科学文化和法律文化就融合得不太好。我们的分析并非面面俱到，但我们相信，在政治、媒体、娱乐和宗教上着手，绝对有助于把握科学和其他文化之间的最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