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赵承渊

中国人也许对黄热病并不熟悉。这并不奇怪，因为该病主要爆发和流行于非洲、美洲以及欧洲地区，中国大陆历史上尚未被波及。然而放眼世界，黄热病却一直是一种人们所不能忽视的烈性传染病，许多重大事件与其有关。

海地，这个面积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00万的加勒比海岛国，最初可不是现在这般模样。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海地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而如今，该国印第安人近乎绝迹，95%的人口是黑人。很少有人知道，某种程度上，正是黄热病造就了这个黑人的国度。

1502年，海地岛成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在白人殖民者疯狂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天花的双重摧残下，海地岛的原住民阿拉瓦克人消失殆尽。为了维持殖民地的“繁荣”，西班牙人从非洲运来大量黑人奴隶，很快海地岛就形成了以黑奴为主体的人口结构。17世纪末，法国人夺取了海地岛的1/3；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海地岛开始酝酿独立的风暴。在西班牙和法国勾心斗角的过程中，海地黑人解放运动渐渐形成气候。1801年，海地宣布独立。此时，法国的主政者已经换成了拿破仑。这位大革命走出的独裁者可不会轻易放过海地。很快，一支几万人组成的军队就开进了海地，试图镇压黑人的反抗。

【阿拉瓦克人的女性形象 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起初，法军节节胜利，黑人被赶进了丛林之中，在他们身后，25000名法军紧追不舍。然而在短短的几周后，法军就被迫从林地撤军，此时，25000人的军队仅剩3000人！杀死大部分法军的不是别的，正是黄热病。从那时起，海地才迎来了真正的解放，海地以黑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才得以保存至今。

黄热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改变远不止海地一处。翻开历史，黄热病大流行随处可见。1904年，正在施工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已经饱受瘟疫的困扰。到了1906年，该工程不得不暂时停工，因为再不停工，工人们就要死光了——此时，已经有85%的工人住进了医院，原因有两个，一是疟疾，另外一个就是黄热病。巴拿马气候湿热，工地人群密集，极易造成黄热病传播。几个世纪以来，黄热病至少造成了几十万人死亡。1907年，《国际卫生公约》将黄热病列为继天花、鼠疫、霍乱之后的国际检疫传染病，可见其危害之巨。

进入20世纪，随着人类医学水平的进步，对黄热病的征服也被提上了日程。而针对黄热病的研究，最初还是与战争及军队密不可分。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而在战争开始后不久，黄热病就再一次在古巴流行，美军叫苦不迭。于是，在1900年，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关于黄热病的委员会，一位名叫 Walter Reed的军医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Reed的委员会对黄热病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黄热病并无细菌作为病原体，究竟病原是什么，委员会没有确认。不过该调查至少确认了一件事：即蚊子的确是传播黄热病的媒介。事实上至少在十年前，已经有医生声称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的，但这种论调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和支持。

拿到报告后，一场旨在消灭黄热病的灭蚊运动就展开了。果不其然，黄热病的流行势头很快就被遏制，巴拿马运河工程也得以继续。Reed团队的调查显示，黄热病病原与细菌有着多方面的不同。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种新型致病原的名字叫做“病毒”。黄热病也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病毒性传染病。

不过，仅仅知道黄热病的传播媒介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诊断、预防和治疗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而说到这些，就不能不提起南非病毒学家马克斯•泰雷尔（Max Theiler）。

 【图片出处：www.oxfordaasc.com】

黄热病是一种人兽共患病，能够在猴子和人群之间传播。然而用猴子作为实验动物有着种种不便之处。1930年，泰雷尔发现小白鼠也可被黄热病感染。由于白鼠价格低廉、数目众多又便于操作，这使得黄热病的研究变得更加容易。在小白鼠身上的研究令泰雷尔有了非常有价值的发现：黄热病病毒经过多次感染动物，能够在保持免疫原性的同时降低毒性。这个发现使得获取黄热病疫苗成为可能。1937年，致命的毒株经过泰雷尔和其同事的手，终于演变成为安全无害的黄热病疫苗，泰雷尔将其命名为17-D疫苗。在1940至1947年间，泰雷尔所供职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生产了超过2800万剂黄热病疫苗，终结了黄热病的作为主要传染病的历史。

现如今，黄热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控制，没有再发生黄热病的大流行。除了非洲和南美一些地区外，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已摆脱了黄热病的威胁。由于免疫接种工作的缺失和气候因素的作用，在非洲，黄热病近些年有抬头的趋势，感染黄热病的风险不能小视，因而从非疫区派去那里工作的人员事先都要注射疫苗以防不测。

而泰雷尔本人则因成功研制黄热病疫苗而获得了应得的赞誉。尽管他的工作看上去并不深奥难懂，也没有多么创新性的理论支撑，但诺贝尔奖评委会认为，这种经过多次感染而降低毒性的疫苗研制方法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这为许多烈性病疫苗的研制开辟了道路。1951年，泰雷尔终于凭借其对黄热病的研究和贡献摘得诺贝尔医学奖，由此可见，诺奖的评判更多地倾向于研究成果的现实效益和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