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游识猷

在中国，要通过层层审批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面向公众募款，是非常困难的事。但看起来，让那些业已成立的慈善基金会把善款公开、及时地花到该花的地方，似乎是件更加困难的事。

《红十字会法》规定其经费使用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却没有向公众公开的责任。但2011年，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一顿饭吃掉9859元，发票曝光后引发“吃的是饭还是血”的争议。此后郭美美话题的不断延烧，更是让红十字会声望落到谷底。而其他基金会的善款使用同样有人非议。2014年年初，爆料人周筱赟指称嫣然天使基金会有7000万善款下落不明。2014年4月，四月网指责壹基金善款拨付迟缓，为雅安地震募到的3.85亿，一年后仅拨付4907万元，不到13%。8月6日，演员袁立则在微博发声，认为儿慈会旗下的天使妈妈基金善款使用混乱，受捐病童后续情况也不清楚。

每出现一次类似事件，对社会善心都是一次打击。如今媒体上，痛苦灾难源源不断，募捐活动接二连三，捐助结果则让人失望。被悲剧和黑幕连续“轰炸”后，原本充满热情的善良公众，很容易因此进入“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状态。

布什当政时有个黑色笑话——布什召开发布会宣布，“我们将枪杀四千万伊拉克人和一个修单车的”。记者大为惊讶：“什么？为什么要枪杀一个修单车的？”布什转头与鲍威尔说，“你看，我就说没人会关心那四千万伊拉克人。”

这笑话其实有科学依据。从心理学上说，我们看到他人受苦，会感同身受。而捐赠钱物能帮我们舒缓这种情感痛苦。但与此同时，人类对数字钝感，对故事则敏感，会主动帮陷入困境的个体，但对不幸的群体则有点麻木。四千万伊拉克人只是面目模糊的人群，修单车的才是你想帮助的邻家小哥。告诉人们有1000个人因某疾病受苦，最后能募集到的款项，还不如讲述单个患者的人生故事募到的多。

正因如此，如今的募捐活动，往往有着明确的捐助对象，并用这个捐助对象的清晰照片、悲惨故事来诉诸人的情感。看到的人很容易对捐助对象产生感情，觉得“我捐的钱有明确的去向”，于是愿意慷慨解囊。

这种“催款方式”非常有效，但有效的方式如果在短期内反复使用，一而再，再而三，再富有同情心的人都忍不住觉得倦怠。再者，既然当初人们是被“这些钱肯定会按时流向某人某地”打动才愿意捐助，此后对于“钱是不是真的花在了该花的地方”，自然就会更认真计较。

对于基金来说，既然募捐时利用了人的心理机制，此后就该做好准备，及时反馈开支明细和救助进展，来安抚这个心理此后的反弹。当袁立对救助过程有疑问时，天使妈妈基金官方微博说“袁立是故意的”，天使妈妈代言人邱启明说“因为捐了钱就跟大爷似的把人家往坏里头想”。这两种回应实在非常糟糕，不但无助于基金本身建立公信力，更会加速捐款人的同情疲劳。

自愿捐助尚且如此，有时捐助带有道德压力（“怎么才捐那点儿”），有的甚至是强制性的行政摊派，更会加速耗竭人们的爱心。同情变成失望，失望变成愤怒，有人捂紧了钱包，有人开始追责质询，而红十字会发一条募捐微博，“收获”的只有几万个“滚！”。

最容易出现“同情疲劳”的人群，正是那些最经常帮助他人的人——照顾危重病人的医护人员，开导痛苦人群的心理工作者，向灾民伸出援手的救灾队员，以及最心软最慷慨的频繁捐赠者。一个人越是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就越是容易把别人的创伤变成自己的创伤，这种创伤还会慢慢累积，直到一个人不堪重负，变得愤怒、悲哀甚至抑郁。因此，助人者要多注意自己的心理状况，提高自己的减压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而募款机构则最好永远铭记一点：善心时时要呵护，好人常常需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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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