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wuou

本文为松鼠吴欧、果壳网编辑末末对李象益老师的采访稿，首发于果壳网。

2013年11月24日，第六届世界科学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在这个有巴西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巴西科学院院长参加的隆重而庄严的开幕式上，只有一个额外的环节用来给一个中国人颁发奖项，这就是为李象益颁发的卡林加科普奖。”这是中国科普事业走向国际，被国际认可的象征。”在接受采访时，李象益这样说。

作为科普界的最高奖项，卡林加奖旨在奖励为普及科学技术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在奖项设置的61年中，获得过这个奖项的人包括研究量子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卡林加奖还强调获奖者从事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全面性和国际化。因此，这个奖励也成为了李象益一生科普事业的总结。

李象益在担任国家科技馆馆长期间引入了”科学中心”的建馆理念，即不强调藏品，而是注重科学的再创造，强调参与、互动、体验，把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让公众主动参与其中。此外，在担任科协科普部部长期间，他还首次主持开展了公众科学素养的调查，并联合美国、英国、日本进行四个国家的国际科学素养水平的对比。这项自1992年开始的调查，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他倡导发起了亚太地区科技馆联盟等，让中国的科普事业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李象益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中，大多是和科技馆建设和科学传播相关的。随着国家对科普工作的不断重视，源源不断的资金也注入到科技场馆的建设中来，身兼数职的李象益也不介意再多几个”顾问”的名号。他坦言，最怕的就是几个亿的资金到位，主事的人却是丈二和尚，建不出像样的科技场馆。”如果国家钱白花了，我这心里也不好受，所以我再苦再累成天跑着跟人提建议，能让人家觉得有收获，我就觉得自己的事情不白做。”

一个大奖改变了李象益的生活状态。在采访的90分钟里，我们对面这位老人的手机响了6次，致电者多半和我们的目的相近，想邀约采访或者请他进行讲座。即使日程已经非常满了，李象益也极少拒绝这些邀约：”以前我很少接受采访，但今天看来，我获奖也不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来扭转大家对科普的看法，从前大家觉得没能耐的人才去做科普，但今天我们可以说，科普和科研同等重要，做科普一样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图为李象益教授在发表获得卡林加科普奖之后的感言。】

吴欧：卡林加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呢？您是因为什么原因获奖的呢？

李象益：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研究推动的一个奖项，是一个政府奖项，不允许个人申办。所以虽然说我在过去做了许多科普的工作，比如担任国家科技馆馆长期间引进”科学中心”理念，还有在科协科普部工作时发起公众科学素养调查，亚太地区科技馆联盟也是在我担任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的时候由我发起的，让中国的科普事业和国际社会有广泛的交流，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科普事业强大了，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我才能获得这个荣誉，所以这个奖并不是给我个人的褒奖。

吴欧：您的两万美金奖金您打算怎么用呢？

李象益：我做科普获得这个奖项，那么这笔钱我也一定是回归科普的，我打算用来推动科普的创新和发展。为了支持我这个想法，中国科协也给我13万元人民币，差不多卡林加奖同等的钱。所以我打算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来鼓励后续的科普工作者，比如针对科技馆展馆的总体策划，或者关于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创意，就是说从源头上抓科技馆的创新，是一个从宏观上抓创意策划的奖。这个奖对解决我国科技馆建设的”同质化”问题具有针对性。

【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瑞娜·波柯娃为李象益教授颁发卡林加科普奖。】

吴欧：您以前是做航空发动机研究的，您认为科研与科普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李象益：我搞了22年科研，搞了30年科普。我能够获得卡林加奖，离不开我22年科研的经历。做科研是做科普工作的基础，这话一方面是说，科学研究是科普工作的源头，另一方面是现在在我看来，科普也是一门学问，有自己的方法论和规律。科普与科研区别在于，科普的范围更广，它是与公众零距离接触的，科普的成果好不好直接接受公众的检验，这能够很快地体现出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也就是人生的价值。

我最开始担任中国科技馆工作的时候，在北三环”北大荒”那个地方，还什么都没有，而科普工作应该怎么做，也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边研究边干。我现在看上去是不搞科研了，但只是说单纯出科研成果的科研不搞了，但是科普同样是一种研究，我没有脱离以科研的方法去研究科普。例如，谈到科普创新，不只是说需要创新而是要解决如何创新的问题。我不是个命题者，我总在思考和实践如何解题，这就是20多年科研工作给予我的思路和理念。

吴欧：以您的国际视野来看，在科普领域我国和国外的差距有多远？怎样才能缩小差距？

李象益：这之间的差距，可能还是一些理念方面的差距。比如，美国科技馆的儿童馆，他们拿出一个大象，问题是大象的耳朵为什么是大的？兔子的耳朵为什么是竖起来的？它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而我们受应试教育影响，做科普也只是说”大象的耳朵是大的，兔子的耳朵是竖的”。

我们的教育很大程度地停留在浅层次上，比如我们中国科技馆门口每天来十几个大巴车，带着七八百个学生来，但是到科技馆里头，在一个展品面前只停留几分钟，转一圈就走了。这种教育属于无组织、无目标的学习，叫”非正式教育”。而美国很多科技馆里是有老师带着学生有目标、有组织地系统学习，叫”非正规教育”。这种有目标的学习，它会启发学生的思维，从知识层面的传播提高到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层面，甚至是精神价值观这个层面。所以我们在科技馆里应该加大”非正规教育”的比重，推进深度理解和深度学习。

吴欧：您认为现阶段的科普工作主要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李象益：这个事情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和世界发展来讲：一个是科技工作者直接做科普，第二个就是”中间人”角色，就是科学的传播者，这些人虽然有些不是干科技的，但是他懂科技，科学经过他们以后就可以转变为公众能够理解的东西，所以这种科学传播人是很重要的。

现在不能单一地要求科学家搞科普，因为从我们国家的科研体制来说，科学家直接做科普需要一个提倡和推动的过程。所以应该大力培养发展像果壳网、科学G6这样的科学传播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考虑。尤其是在民间做科普工作需要很重要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民间科普工作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积极性很高，可是如果没有人去保护这种积极性，时间久了他们就会顶不住。总结起来说就是一句话：政府引导，社会参与。

吴欧：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科普传播有什么影响？怎样利用新媒体更好地传播科普知识？

李象益：美国新媒体联盟联合欧洲、亚洲和美国的三百个包括高等学校在内的非营利性学习机构提出了”地平线报告”，这是指新兴技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产生，就像太阳从地平线上升出来一样。地平线报告里面就提出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以后，新兴技术不完全掌握在专家和专业手里，而实际上是掌握在公众手里。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向深层次教育转变，把原有的灌输式教育理念转化为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甚至是科学精神的传播，把科学传播变成注重当前，注重未来的探索过程。所以互联网教育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朝着趣味化的方向发展，意思就是说越来越使科普走向富有活力的方向发展，趣味性实际上也是激发公众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不可或缺的手段。

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把科普教育引向了深度的纵向发展。拿广东省科技馆举例，它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科技馆，但是它的基础科学展厅最初依然延续的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性单个展品的设计，在我的建议下改成了世界十大经典物理实验的展出。通过过程教育启发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让公众了解科学家是怎样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不仅是单纯的科学知识，这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探索能力的感染，这都是推进科学普及向深度发展，值得探究的方法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