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孙 亚飞

因本篇特殊内容，特此声明：“化学趣史”系列之趣旨在关注历史角落，不代表情绪或立场

毒之端

战争无疑是一项考验科技能力的较量，化学的作用历来不可小视，从早期的冷兵器到后来的火器的发展，核心科技都与化学息息相关。相比之下，还有一类与化学技术相关的武器则显得颇为神秘，那便是毒剂。投毒本就是一种颇具隐蔽性的伤害方式，不难想象这种方式用于大规模实战中时，那必定是对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威慑。

现在一提起军事用毒，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化学武器，但把毒用到战争中，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实是，已有的史料足以证明，在漫长的古代时期，中国人在军事中用毒的水准是最高的，毫无争议。

在《春秋公羊传》中，其中有一段记载道“遂民共以药投其所饮水中，多杀之”，这是一个叫遂的地方被齐国袭击，当地民众在饮水中下毒进行抵抗。事件发生在公元前677年，是目前记载中最早的一次军事用毒。在《左传》中则记载了更著名的一次战役——迁延之役，那是公元前559年，晋悼公纠集鲁国、郑国等国组成联军攻打秦国，当时秦国还很弱小，看似不堪一击。然而等到联军好不容易渡过泾河之后，“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一举扭转了战局。

对比两份史料，可以发现对于“毒”的描述分别用的是药和毒两种说法。据相关研究考证发现，中国上古的老祖宗们挑选药材的标准是有毒之物，当时的思想认为对人有毒才可能入药，药是毒的子集，所谓药其实都是毒，直到春秋时期，药与毒也是不区分的，而一些现代词汇如“耗子药”也还保存着这一特征。现代毒理学中的一条基本概念就是所有物质都有毒，只是剂量不同，不难发现三千年前的思路与之还有几分相似，反倒在《神农本草经》上对药的划分出现了上品一说，后来很多人开始追求所谓无毒之药的思想很值得推敲。

此外，上述两份史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投毒的媒介都是饮用水，这确实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不仅因为军事活动离不开水源，更重要的一点是自然河流的流动是有方向的，所以如果处于上游高地，投毒显然是一种伤人一万只损人品的做法，效率不可谓不高。尤其注意秦国投毒的对象是大规模的军队，而且对时间点把握得很好，可见这绝非是一次被逼无奈的选择，而是在计划内实施的战术，这从侧面反映，当时军事用毒已发展得比较成熟。

这并非是胡乱推测，因为在《墨子》中又有了新的记载，书中比较靠后的“杂守篇”很具体地提到，要经常让边境地区多种些芜、芒、乌喙、椒叶等有毒植物并蓄积，等到敌人来的时候，投到水沟、水井中，实现对敌的阻击。墨子是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公认的防守专家，采用机械、建筑、矢石等物理性防守方式在书中多有体现，也更为世人所熟知，但用毒作为防守方式尽管在书中所占篇幅有限，却足以证明这种方式在当时已是颇为普遍的行为，很多实战案例只是没能详尽地予以记录；更重要的一点，这段话点明当时常用的毒物来源是为了投毒专门种植的植物，例如乌喙经考证为今人所说的乌头，的确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有毒之物，在当时能够区分这些植物并有效利用的确是非常先进。

我们对比同时代的西方记录，仅找到一段只言片语提到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军队用硫磺点火焚烧松枝、沥青产生的毒烟对雅典城进行攻击，时间是公元前429年。或许由于近代史学的西方视角，这段历史长期被误认为是军事用毒的开端。但先不说史料来源与时间的问题，单说此次事件中用毒种类与投毒方式，通过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毒烟气，主要利用风媒进行投毒，显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非纯粹的战术性投毒。这种投毒方式似乎在西方世界比较流行，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也遭遇了波斯人用类似方法制造的毒气，再后来，罗马人也学会了这一招。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计划地在战争活动中投毒无疑是中国祖先们的原创。现代词汇中的“毒”具有深刻贬义，使用有毒为主要特征的化学武器显然也是极不人道，但我们不必为先人们避讳，在那个时代来说，相比于坑卒、屠城等事件来说，在军事行为中用毒，特别是为了防守而用毒已经文明很多了。

毒之魅

在整个中古时期直到近代以前，军事用毒依旧是中国人掌握得很熟练的技术，史料颇为详尽，并形成了很好的理论体系。

首先投毒媒介有了更多可能，水媒仍是主流，各朝历史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往饮水中投毒的战争实录，较为原始的风媒也有一些案例，但更有特点的投毒方式开始出现，例如“食媒”，在食品或酒中下毒。

在大范围的饮用水中下毒，最大的问题是对浓度要求高，试想要让一整条河的水都有毒，并且足以毒倒一整批部队，这需要前期很长时间的准备，这也就是为何春秋战国时期的记录无一例外都是守方对攻方用毒。其次，饮用水如果是河流，水流的方向虽稳，但速度却会变化，这就需要对水文有着很好的认识，控制不好，高毒的那一段在敌人到达前就已流过去，效果显然也会打折扣，所以史料记载当时的投毒部队都要配备水文专家。还有一点原因很关键，就是敌人也越来越狡猾了，他们会在军中设置专门的岗位来验毒，不少文献都提到了这一点，如《武经总要》中就特别记载了如何防毒的要领。

在食物中投毒，显然可以克服饮用水的一些不足，一般配合伪退计策留下一些食物或酒，就很容易让敌方上当。

南北朝时期，北魏济阴王讨伐库莫奚时被包围，于是弃营逃走，在营中留下大批毒酒。库莫奚人以为获胜，占了营地开始喝酒，随后济阴王带轻骑兵杀回，已经毒发的库莫奚人大败。这是攻方用毒的典型案例，也可见采用酒作为媒介的投毒精准性大大提升。

明代抗倭期间，为了对付流动性很大的倭寇，往食物里投毒也非常流行。倭寇不以攻城为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抢财物，因此守边人员常常往食物中投毒专供倭寇来抢，同样也是为了实现精确打击。

除了以食为媒之外，还有一种投毒方式很值得关注，那就是随着火器的发展，以枪炮为媒的投毒方式也开始出现。

宋代出现的“烟毬”是当时的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经总要》上还明确记载了配方，除了硫磺、木炭和硝石这三种火药配方以外，还加有巴豆、狼毒、乌头和砒霜，均为当时人类已知的大毒之物。当时这种烟毬的投射方式是投石机，点燃引线后投射到敌方阵地发生爆炸，其实战效果是“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没有被炸死的也很可能被燃烧产生的挥发性毒气熏死，这效果好比现代的核弹头上安化学武器，威力自然巨大。

实际上，配合火器的发展用毒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军事用毒的第二大特征就是规模显著增大。

很多民族在狩猎时代都已学会在弓箭中使用毒药，中国也不例外，但将毒箭用于实战却是在东汉才有了记载。将毒用于实战武器不仅需要成熟的汲毒技术，更需要规模化生产毒剂，不像之前往水里投毒只需要填埋浸泡就基本成了。东汉末年，毒箭已经成为较重要的武器，《三国志》中多有提及，其中关羽为毒矢所伤并刮骨疗毒的故事因其传奇性广为流传。

到了宋代时，毒箭几乎已成为一种标配的常规武器，可以一次性给部队装备数十万支，所以把这项技术用于当时刚刚兴起的火器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用毒规模得以提升呢？这其实是本质的问题，也是这段时期的第三大特征，即人们掌握了毒剂的纯化技术。

春秋时期，军事用毒是通过种毒草实现，并以毒草的形式直接储备，但自汉代兴起的炼丹术让人们对很多毒剂的提纯技术及性质都有了飞跃性提升，很多植物性毒素可以被提取，矿物性毒素慢慢成为主力。上述“烟毬”中已经用上了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其14mg/kg的口服半数致死量在中古时期也算是一绝了，比传统植物毒素更易实现规模化生产。可以说，烟毬这种武器，几乎都是炼丹术发展的产物，我们还会在讲“炼丹术”的时候再次品味。

此外，还有一点是，同时期中国的反毒和疗毒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这一点也可反证当时的毒剂一定已经广泛用于实战而非只是纸上谈兵。这些资料使得中国古代的军事用毒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完善发展，自然也就不意外了。

可见，自秦汉开始，中国人对军事用毒的研究已经到了很精深的地步。然而，与其他很多技术一样，自宋以后，中国开始了一段从大幅度领先到大幅度落后的过程。

毒之殇

近代化学的发展几乎都是在欧洲大陆完成，但化学武器的发展却是在19世纪末出现，大规模应用于实战则更晚一些。

现代化学武器的开山怪是氯气。一些资料显示，氯气在实战之前就已经在一些非人道场合出现过，比如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曾在天津对平民及义和团使用氯气。但德军在一战期间率先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使用氯气，真正开启了化学武器的潘多拉盒子，从此滥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一发不可收拾。

一战成了化学武器的试验场，除了氯气，光气、双光气、芥子气等大名鼎鼎的毒气也在随后的实战中得到使用。这其中，光气的威力最为显著，堪称幽灵杀手，它既不像氯气那样有颜色有气味能够设法躲避，杀伤力也远远强于氯气，同时还比芥子气操控性好，不容易伤到己方，所以一战双方都曾经疯狂地使用光气。

同样是毒气，现代化学武器并不主要依靠风媒，往往是借助于热兵器精确地送到对方阵营，造成的杀伤力高于同时期任何一种武器。

之所以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种化学武器，并非突然研制而成，而是前期积累的结果，化学从十七世纪进入科学发展时代以来，终于展现出了魔鬼的一面。

一战结束以后，参战国都切身体会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战争确实是过于残忍，因为不同于其他武器，化学武器几乎单纯是为了杀人，虽然战争难说正义，但终究不能以杀人为乐。于是到了1925年，英美法德等军事强国在日内瓦牵头议定并签署了一份《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一般所说的《日内瓦议定书》，并于1928年生效。

事实上，这并不是相关国家第一次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了，早在1899年和1907年分别举行的第一、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中，就已经通过了《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其中关于“伤害敌人的手段、包围和轰击”一章中特别禁止项的第一条就是“使用毒物和有毒武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还有一溜顺口可以说的出来的国家都签约了，也包括当时的中国（清政府）。不过事实是，一战期间不该破的戒还是都破了。

所以签订《日内瓦议定书》又能如何呢，大概又是儿戏吧，果然同样的事件在二战中再次出现。但二战期间化学武器不是争议最大的，因为核武器的出现吸引了更多注意。

二战结束以后，同样的反思又开始了，然而随后的冷战又让人大失所望，两大阵营在化学武器方面的竞争丝毫不亚于在太空上的争夺，品种也越来越多，更多丧心病狂的毒剂开始出现，比如VX（维埃克斯）、塔崩、橙剂、沙林之类。此外，二战以后的局部战争也证明化学武器的高效以及开发生产的低门槛终究还是会让战争双方丧失理智。

所以，又一轮新的化学武器禁止计划开始了，1992年11月，直接以化学武器命名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这一次的《公约》自开放签署至今，除了索马里、朝鲜等几个国家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均已完成签署，并承诺于2012年前各自销毁已有的化学武器，告别毒战的时代总算来临。

少数毒剂因为伤害性小反而幸运地得到了发展，比如CS，也就是催泪瓦斯，它被允许用于执行防暴工作，不再背负“化学武器”的恶名。

但不幸的一点是，恐怖主义分子们却开始造起了化学武器，据说他们还对超高毒性的蓖麻毒素非常感兴趣，故事似乎又远没有结束。

尾声

化学武器最终因为其罪恶被判了极刑，看上去也已经执行了。但如果这些毒剂们能够开口说话，大概也会大呼冤枉吧，毕竟它们中的很多成员，存在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杀人，例如光气其实是工业里极为重要的原材料，很多高分子如聚氨酯工业（PU）、聚碳酸酯（PC）都有它的贡献，确实是功大于过。要说毒性的话，真正比它毒的只怕另有其主，代人受过的它大概会问：你们人类之间到底什么仇什么怨，非要用毒气这么阴损的招数打来打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