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游识猷

3月8日那天，我不停地刷着微博、推特和航空业者云集的airliners.net，试图知道失联的MH307航班有没有最新消息。马航官方每次公告都是老调重弹，越南传来的消息则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推翻。各种谣言纷纷浮出，又被迅速辟谣。刷到下午六点，仍然没有任何好消息，一个搭飞机的朋友发信息说飞机晚点，而我不得不出门去参加一个讨论转基因的沙龙。天很冷，我边挂心机上的那239人的命运，边琢磨朋友今晚要等多久，边疑心有没有人会在这种冷天来参加沙龙，边焦虑等会儿面对提问时会不会张口结舌，边担忧路痴属性的自己会不会根本找不到沙龙地点……

从演化角度来说，恐惧是种心理适应器。恐惧、焦虑、压力等负面情绪都是大脑的本能，是人生中无法分割的部分。那些“无所畏惧”的人，要么是大脑的恐惧中枢受到了破坏，要么是眼睛和大脑尚待发育的婴儿。事实上，从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那一刻起，就要面对有朝一日这个自我将消亡的恐惧。而以下问题也开始挥之不去——“真实的我”是什么模样？“真实的我”为何还没有成为“理想的我”？还有，我何时会以何种方式死去？

繁衍后代也好，修行来生也好，著书立说也好，维护自尊、强化世界观也好，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也好，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我们创造了文化，建立了宗教，在其中找到些许安慰。而当灾难袭来，当被迫直面死亡与不确定性，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启动种种防御机制。

第一层防御来自亲密关系。荷兰研究者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组人想象自己的死亡，另一组人则想象自己看电视，然后安排这两组人参与小组讨论。结果发现，想象死亡组内的人们倾向于坐得离彼此更近。换言之，死亡阴影会让人们更加亲近，更渴望社交。另一个研究则显示，想象过死亡的人愿为亲密关系付出更高代价。来自伴侣的怨言平常会让人不满，但如果此前刚想过生死，人们的容忍度便会升高。

对于安全型依恋者，亲密关系是最优先也最重要的屏障。但有些人可能还需要第二层防御。时刻忧惧被抛弃的焦虑型依恋者，倘若自觉没有得到足够的爱与支持，便往往会开始捍卫自身世界观，对于“三观不合者”表现得比平常更加“不宽容”。至于习惯于压抑感受的逃避型依恋者，则会对亲密关系无动于衷，倒是致力于提升“自尊（self-esteem）”，也就是加倍努力地试着 “看得起自己”。

然而， “世界观”与“自尊”都是双刃剑。

倘若执着于“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三观”，我们会更偏执，更歧视他人，更容易受刻板印象影响，甚至会连无辜受害者都开始责备——“如果他们不那么做，就不会遇到灾难”，殊不知，这种想法只是我们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硬给世界安上的虚幻秩序与因果。

至于“自尊”，则往往与成功、魅力等外来评价挂钩。为了确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人”而给自己设下目标，倘若成功自然是皆大欢喜，然而，万一未能如愿，这种危险的挂钩就很可能从自责“我怎么没做好”，转变成对自己整个人的低估“我怎样都做不好”，重者还会陷入所谓的“习得性无助”，相信自己不论如何努力都没法改变结局。

如果相信每件事的成败都会影响自己的“好坏”，再坚强的人也不免恐惧。而让你恐惧的，常常并非“恐惧源”本身，而是来自你心中对失败和无助的预感。每个人都必有一死，但最令人害怕的是死亡无法掌控，不知何时发生、不知如何发生。

你可以放弃，可以购物，可以游戏，可以一再回避挑战，可以用其他刺激来不断转移注意力，但你真正想逃开的“恐惧感”却依然深植于内心。唯有承认，才能原谅，进而超越。承认自己的一切感受，原谅会心跳加速冷汗直流的自己，然后，才有可能直面你最害怕的事物。正如埃莉诺·罗斯福所说，“当你驻足停留，直面恐惧时，你能从每一次经历中获得力量、勇气和信心。你能够对自己说：‘我经受住了恐惧的考验。我能够承受将会发生的一切’。”

那晚沙龙确有人来，我也答上了所有问题，打开微信，朋友已经登机，和菜头的槽边往事发送了一篇《别刷了，都睡吧》。不安的日子里，我们会本能地渴求信息。但要在死亡深渊面前活出有意义的生命，方法其实很老套——爱人，爱自己，爱冒险。绝不冒险的“百分百安全人生”并不存在。哪怕存在，亦不值得过。

如何减少恐惧和担忧

• 增加人际交往和接触。
• 拥抱一个毛绒玩具，如泰迪熊。
• 减少信息输入，比如断网
• 冥想，调整呼吸，观察身体感受
• 想象你所恐惧的场景，尽量想出所有细节，在感觉到恐惧时尽量放松，并想象成功渡过后的景象
• 如果真的想哭泣，不妨大哭一场宣泄情绪
• 如有需要，重复以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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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

本文作者：游识猷

5日17时，杭州公交燃起大火，火焰不过几秒便吞噬车厢。边上市民自发相助，砸窗拉人、泼水灭火、开车送医。幸亏如此，否则许多伤者绝对捱不到医院。据接诊医生说，一名伤员曾呼吸暂停，因为送医及时才恢复心跳。

助人者劳心费力，自掏腰包，甚至甘冒生命危险，救的是自己素不相识、未来也很可能不会再见的陌生人。如果人人都是经济学里的“理性人”，衡量得失后，理应袖手旁观，只求自保。不过，古今中外，舍身救人例子屡见不鲜。平日，我们也常在明知没有回报的时候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如捐款、献血、做志愿者、为陌生人指路等等。

这些善意之举，明显违背传说中的“自私人性”。不过，这些举动无疑让我们所在的社群变得更温暖，因此，研究者早早就盯上“利他主义（Altruism）”这个主题。试图研究人为什么无利可图也愿意帮助他人。

“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助人其实也能带来报偿。报偿分两类，外部报偿与内部报偿。助人者能获得众人称许，能提高社会声望，如果你帮的是血缘亲戚，还能增加自己基因的流传几率……这都是外部报偿。另外，人有互惠本能，受恩惠者往往希望报恩，“忘恩负义之徒”会受到排挤，因此，助人者很可能在未来因为自己的善行获得回报。陈光标坚持自称“中国首善”，这种宣扬给他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

内部报偿也同样重要。我们做完好事后，往往觉得自己更有价值。当我们带给别人好心情，自己的情绪也随之提升。2007年，俄勒冈大学的神经学家和经济学家找来一群19岁女学生，给每人开一个100美元的账户，并告知实验结束后账户里剩下的钱全部归她们所有，然后再让她们看当地一个给穷人提供食物的慈善组织账户，告诉她们可以主动给慈善组织捐款，另外，还有个计算机程序会随机替她们捐款，有时程序还会再给她们的账户分发金钱。

利用磁共振成像观察大脑发现，学生们大脑的奖励中心非常活跃，程序多给她们发钱时她们固然高兴，但在程序替她们捐款给慈善机构时，她们甚至更加高兴。这个充满人性光辉的研究最终发表在《科学》上——慷慨的女学生们如果知道她们帮了研究者这么个大忙，大概会更加高兴。

帮助他人能带来快乐。“乐于助人”这四个字还可做另一种解释，就是“快乐的人更会帮助别人”。研究也确实显示，当我们心情良好时，特别愿意为他人排忧解难。如此循环往复，越做好事越快乐，越快乐越做好事……结果就是，一个人开始做好事后，说不定会“根本停不下来”。不过，快乐情绪对健康带来的好处不可小觑。有研究显示，压力会增加死亡风险，但那些在压力下仍然坚持助人的人，死亡风险却不会上升。自然选择给的这份回报，足以提升“助人基因”在人群中的频率。

在成人身上做的种种实验都显示，“助人乃快乐之本”。不过，研究也显示，年幼的小孩还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我们似乎天生就能知道“接受帮助”的好处，但“帮助他人”的好处，则是随着大脑社会化而渐渐习得。鼓励孩子帮助他人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孩子不情不愿，也绝不代表这个孩子天生冷血——很可能是他还没到懂得助人之乐的年纪。等到小孩慢慢长成一个快乐的大人，他也会不假思索地做出许多善行，就像7月5日那群友善、勇敢、亲社会的杭州市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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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果壳网“科学人”：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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