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一起剥坚果

黑匣子之外：乘客遗体讲述坠机故事（上）

伤情分析这门叫人高兴不起来的科学问世于1954年。那一年，英国的“彗星航空公司”的两架航班神秘地从天上掉到了海里。第一架飞机在一月份意大利西岸的厄尔巴岛上空消失；3个月之后，第二架消失在那不勒斯港口之外。在这两次坠机事故中，由于水深，当局都无法找到足够多的残骸，因此就转向“医学证据”寻找线索：从海面找回的21名乘客的伤情。

调查工作在英国皇家空军在法保罗夫镇的航空医学研究所进行。调查者是这个组织的小组长斯图尔特（W.K.Stewart），以及“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医学服务主任哈罗德·维廷汉姆爵士（SirHaroldE.Whittingham）。由于哈罗德爵士的学位最多（5个学位列在那篇发表的论文上，爵士头衔就不算了），那么出于尊敬，我假定他是这个小组的组长。

哈罗德爵士和他的小组立刻注意到了尸体伤情的一致性。21具尸体都表现出比较少的外伤，和相当严重的内伤，特别是肺部损伤。在“彗星”飞机尸体中发现的这种肺部损伤，已经知道其原因包括三种情况：炸弹爆炸、突然失压（飞机座舱的加压系统出故障时会发生），以及从极高处跌落。在这么一次坠机事故中，每一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此看来，要解开这个谜团，死人帮不上什么忙。

炸弹这个可能性，第一个被排除。没有一具尸体被烧焦，没有一具尸体被弹片刺入，没有一具尸体（按照沙纳汉说的）高度破碎。所以“彗星航空公司以前的一个雇员，疯狂而记仇，还懂爆炸”这个猜测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小组考虑座舱的突然失压。这可能导致如此严重的肺部损伤吗？为了解开谜底，法保罗夫镇的小组招募了一群豚鼠，把它们置于模拟的气压突降之中——从海平面提升到35000英尺（10668米）。引用哈罗德爵士的话：“豚鼠好像被这种经历稍微地惊呆了，但不曾显示出呼吸困难的迹象。”从其他研究机构来的数据，根据的是动物实验和人类经验，也与此相似地表明少有有害效果——肯定不是彗星航班的乘客的那种肺部损伤。

剩下来受到“极端水撞击”可能是死因了，而某种结构缺陷导致的高空座舱破裂可能是坠机的原因。如理查德·斯奈德在14年之后写的《极端水撞击导致的致命损伤》那样，法保罗夫镇的小组又一次运用了豚鼠。哈罗德爵士想发现：以极限速度撞击水面，肺部到底会遭遇什么。在我第一次看到文章提到这种动物的时候，心里会这么设想：哈罗德爵士爬上了多佛的悬崖，手里拎着老鼠笼子，把那些毫无戒心的生灵扔到下面的海里，他的伙伴们坐在划艇里等在那里准备下网。但是，哈罗德爵士比我有脑子；他和他的弟兄们设计了一个“垂直弹弓”，以便在短得多的距离内获得所需的力度。“豚鼠，”他写道，“被用胶带纸固定在弹弓的弹丸包里；因此，当弹丸包拉到其弹性极限的时候，被射出去的豚鼠的肚子在前面，飞行大约2.5英尺（0.76米），然后撞击水面。”哈罗德爵士属于那种小男孩，我算是明白了。

长话短说吧，被射出去的豚鼠的肺，和彗星航班乘客的肺看起来多有相似之处。研究者们的结论是：飞机在高空破裂，把其中的人抛入海里。为了准确地估计机身是在哪儿破裂的，他们查看从海面拖回来的乘客，是穿着衣服呢，还是裸着身。哈罗德爵士的理论是：从好几英里的高度撞击海面，会让一个人的衣服崩掉；但是在大体完整的机尾里的人，衣服尚完整。因此，他们推测断裂点在有衣服和无衣服的尸体之间的分界线上。因为在两架客机中，确定坐在飞机后部的那些乘客（通过查看座位图）最终穿着衣服漂在水面，而座位靠前到一定程度的那些旅客被发现是裸身的，或者说基本没有衣服。

若要证明他的理论，哈罗德爵士还缺少一个关键数据：从飞机掉出来之后撞击海面，足以把人的衣服剥掉，这说法确实是真的吗？身为理论的开创者，哈罗德爵士亲自做了这项研究。尽管我很乐意能够对你讲述另外一次使用豚鼠的法保罗夫镇的实验细节，这次研究中的小老鼠们应该全副武装着毛料制服和20世纪50年代的裙子，可惜事实上豚鼠这次没有登场。皇家航空器研究所应召而来，把一组着装整齐的人体模型弄上飞机，升到巡航高度，然后把它们扔到海里。你或许和我一样想知道有没有人用尸体来记录在事故中自由下落的人的遭遇。我接触的最接近此事的论文是厄雷（J.C.Earley）的《身体终极速度》（日期是1964年），和卡特纳（J.S.Cotner）的《空气阻力对自由下落的人体速度的影响分析》（1962年）。可惜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发表。我确实知道巴利（J.C.Barley）在一项研究中使用了人体模型，题目中的“模型”一词加了引号，因此我怀疑几具捐献的尸体确实已经用于科学了。不出哈罗德爵士所料，它们的衣服果真被撞击力剥掉了。这个现象得到了美国马林县的验尸官加里·埃里克森（GaryErickson）的证实，此公为金门大桥的自杀者尸体做尸检：即便下落仅仅250英尺（76.2米），他告诉我，“鞋子一般也会吹掉，裤裆也撕裂，一个或两个后部口袋会不翼而飞。”

到末了，足够多的彗星航班残骸被找回来了，证实了哈罗德爵士的理论。结构性缺陷确实导致了两架飞机在半空分崩离析。为哈罗德爵士和法保罗夫镇的豚鼠脱帽致敬吧。

丹尼斯和我到海滩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馆子吃午饭，来得早了。顾客只有我们两个，这情况对我们饭桌上的话题而言，过于安静了。每当服务员过来为水杯子续水，我就闭嘴不言，好像我们在讨论某种绝密之事，或者某种极端私密的勾当。沙纳汉似乎不在意。服务员在我的色拉上撒胡椒粉似乎撒了一个星期那么久，丹尼斯却滔滔不绝，“……用拉扇贝的拖网，找回一些较小的尸块……”

我问丹尼斯，知道、看到那些事，他怎么还敢坐飞机。他说，大多数坠机事故，不是从3万英尺（9144米）撞到地上的。大多数坠毁在起飞和着陆之际，不是在地上，就是离地很近。沙纳汉说，在80%~85%的飞机坠毁中，有活命的可能。

这里的关键词是“有可能”。这意思是：如果按照“联邦航空管理局”所要求的机舱疏散演练那样进行，你会活下来。联邦条例要求飞机制造商提供在90秒内通过一半的紧急出口疏散全部乘客的飞机。可叹，在现实中，疏散很少像演练那样发生。“如果你看一下那些可能逃生的坠机事故，打开一半的紧急出口也是罕见的，”沙纳汉说，“除此之外，大家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沙纳汉举了一个例子，是在美国达拉斯市的达美航空公司的事故。“逃生的机会太多了。很少有受伤的。但好多人是被火烧死的。他们拥挤起来，把紧急出口堵死了，出不去了。”在不严重的飞机失事中，火是头号杀手。不大的撞击就能引爆油箱，把一架飞机置于烈焰之中。装饰材料或者隔热材料燃烧，乘客因吸进了高热空气和有毒气体而死。他们的死，是因为腿撞到前座上撞断了，不能爬出出口。他们的死，是因为乘客不能以有序的方式逃离起火的飞机。他们惊慌失措，互相拥挤和踩踏。在坠机中逃生，在这里还有一个窍门：你得是男人。1970年“民用航空医学研究所”研究了3起涉及紧急疏散的坠机事故，影响生存的最明显因素是性别（其次是离出口有多么近）。成年男性生还的机会最大。为什么？想必是因为他们把挡路的人推开了。

航空公司就不能把工作做得好些让飞机防火吗？他们肯定能。他们可以安装更多的紧急出口，但他们不安装，因为那意味着要撤掉几个座椅，收入就少了。他们可以安装喷水系统，也可以建造防撞的燃料系统，就像军用直升机的那种。但是，他们不干这个，因为这两项措施都增加“多余”的重量。更多的载重意味着更高的燃料成本。

有时候为省钱可以牺牲人命，这是谁的主意？从表面上看，这是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主意。问题是大多数航空公司的安全改善举措，是从成本效益出发来评估的。为方程式的“利润”那边定一个数，就算得出每条获救的生命值多少美元。按照“城市研究所”在1991年的算法，你值270万美元。“那是一个人死了的经济费用，是此事对社会的效果。”跟我说话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范·高迪说。这笔费用比购买原料的费用高得多，那么利润栏目里的那个数字就很少有足够大的时候，很难大到足以超过航空公司预算的开支。我问高迪为什么不安装肩部安全带，他就以此为例来解释。“经销部门就会说，好吧，如果你要安装肩部安全带，是为了在此后的20年挽救15条命，那就是15乘以200万美元，那就是3000万美元。造飞机的部门回头说，那要花费我们66900万美元。歇着吧，肩部安全带。

联邦航空管理局为什么就不回嘴说“真难伺候啊。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安装肩部安全带”呢？政府要求在汽车上装气囊花了15年，出于同样的原因，管理部门没有牙啃。“如果联邦航空管理局想公布一项规定，他们就不得不为制造部门提供一份成本效益分析报告，发给制造部门，看他们说些什么，”沙纳汉说，“如果制造部门不喜欢他们看到的这个报告，就去找他们的国会议员。如果你是波音公司的，你在国会里就有巨大的影响力。”为什么飞机至今不安装气囊，其理由该清楚了。无论你信不信，有人果真设计了一种飞机气囊系统，名曰“着陆管制系统”，把脚下、座位下和胸部气囊合为一体。1964年，联邦航空管理局甚至用人体模型测试过它，是在坠毁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外的山坡上的DC7上进行测试的。一个用来对照的模型系着腰部安全带，系得低而紧，身体跟对折刀一样猛烈地折叠起来，头也掉了，而“着陆系统保护的”模型安然无恙。设计者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机飞行员的启发：在坠机之前，救生背心会膨胀起来。

为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句公道话。这个机构最近批准了一个新的“惰性化”系统，把富含氮的空气打进燃料箱，以降低高度可燃的氧气的水平，进而降低像类似把800次航发生的那种爆炸的可能性。

我问丹尼斯，他对阅读本书的读者有没有什么建议，他们都不想在登机之际脑子却在转悠会不会成为堆积在紧急出口处一堆尸体中的一具。他说，那无非就是常识。坐得离紧急出口近一些嘛。蹲下来，避开上面的高热和烟。憋住呼吸，能憋多久就憋多久，如此你的肺就烫不着，也吸不进太多的有毒气体。沙纳汉更喜欢靠窗的座位，因为坐在过道旁边的人更容易被行李箱打中；在高热之时，头顶行李柜的门稍撞即开，里面的包箱就滚出来了。

在我们等着付账的时候，我问沙纳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20年，在每次鸡尾酒会上，都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坐在飞机的前头或者后头，哪个在事故中活命的机会更大？“那要看情况了，”他耐心地说，“要看是哪类的事故。”我变换了说法，又问同样的问题。如果他可以随便在飞机上选择座位，他更喜欢坐在哪儿？

“头等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