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桔子帮小帮主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家的时候会正常走路，可一站在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旁边，和他共同面对照相机，就突然风格大变，成了美国牛仔：两条手臂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旁，走起路来昂首阔步，摇摇摆摆。布什走路当然一向这么趾高气扬，他还解释说在他的家乡得克萨斯，这就叫“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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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是联系人类的纽带，有了认同感，我们才会进一步接纳同我们亲近的人的境况、情绪和行为。我们把他们作为榜样，和他们感同身受，对其动作进行模仿。因此，孩子走路看起来像双亲中同性的那一方，接电话时也会学着父母接电话的语气。美国剧作家亚瑟·米勒写道：

“没有什么比模仿更令人愉快了。我小时候，个头儿只到爸爸屁股兜那么高，他那个兜里总塞一条手帕，一半在外边飘来晃去，我就把自己的手帕也揪出一个角挂在兜外边，和他手帕在外边的长度一模一样，这么学了好多年。”

模仿也是类人猿的专长。因此在英语里，又把“猿猴”这个名词当动词用，表达“模仿”之意。给动物园的猿猴递上扫帚，它就开始横七竖八地扫地板，动作就像每天给它打扫卫生的人一样；再给它一块抹布，它就沾水、拧干，去蹭窗玻璃；如果给它钥匙……你惨了！你或许觉得这见怪不怪，可有的科学家竟还在质疑猿猴的模仿，死活不承认它的存在。我实在不明白这些科学家的证据在哪里，或许他们给猿猴做测试的方法有问题。

一个典型的实验是这样的：一位陌生的实验人员穿着白大褂坐在猿猴笼子外边，给它演示一种从没见过的工具。工作人员演示五次，然后把工具递给猿猴。人们从来不考虑猿猴不喜欢陌生人的事实，也不管学习非同类的动作总要困难一些。没错，这些猴子的表现确实不如人类小孩，但小孩子并没有被关在铁栏杆后边啊。他们高高兴兴坐在妈妈腿上，人们亲切地同他们讲着话，最关键的是，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同类。相比做实验的猿猴来说，小孩子的心情明显更加轻松愉快，也更容易被实验吸引。遗憾的是，尽管用小孩子和用猿猴做实验根本没有可比性，人们还是得出结论，说猿猴同人类小孩在认知能力上有差距。

于是，“模仿”不可避免地被贴上了“人类专有”的标签。结果，这个结论由于错漏百出，要经常被修正；而且归根结底，动物从同类那里学习动作根本就易如反掌。这样的例子顺手拈来，鸟和鲸鱼能轻而易举地学会同类的歌唱；在美国的野外地区，熊还会互相交流经验，学着和人抢吃的。这些熊总能发明出新的偷食秘笈，比如有一种车，如果在车顶上猛跳，就能把所有车门震开。熊发现的新招儿像森林大火一样蔓延，最后所有熊都学会了踩车顶开车门的方法，公园入口不得不贴上告示警告这种车的车主。很明显，熊会把其他熊的成功经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如果我们一定要说人独特，那至少要小心措词，可以说“人类的模仿能力比其他动物更完善”。即使这么说也不严谨，因为我们自己的研究恰恰为猿猴模仿找回了公道。把人类实验人员换成同类，同样的实验就能产生相当不同的效果，那些猿猴能学得特别好，连一点小细节也不放过。

先说无意识的模仿。我们的黑猩猩群里，常有幼年的个体把手指头塞到铁丝栏杆的网眼儿里，如果塞得不合适了，用暴力是拔不出来的。成年黑猩猩慢慢长了记性，不去解救被困的小黑猩猩，小黑猩猩最终总能自己慢慢弄出来。但与此同时，整个黑猩猩群也被小黑猩猩狂躁的叫声弄得很抓狂：这种嘶叫不常听见，一旦发生就意味着事态严重，和野生黑猩猩掉入偷猎者陷阱的情况相仿。

有些情况下，我们还能观察到黑猩猩主动模仿被困的情形。有一次我怀着好意上前帮小黑猩猩脱离，结果小家伙的妈妈和群里的阿尔法雄性却报以凶神恶煞的恐吓。碰了一鼻子灰，我只好退回来。这时一只年轻黑猩猩跑过来，一边盯着我的眼睛，一边把指头伸到网眼里，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把铁丝盘住，就好像当真拔不出来一样。另外两只年轻黑猩猩也跑过来，在附近做同样的动作，她们互相推搡，把手指头塞到自己选中的小网眼儿里。这些年轻的黑猩猩不久前可能也有过类似经历，如今黑猩猩幼崽的遭遇勾起了它们的回忆，它们就又重复起同样的动作来。

黑猩猩显然没读过论文，不知道论文里说了生物可以利用模仿来获得奖励或达到其他目的。它们对获益想也没想，就自动采取了行动。这对它们来说习以为常。英国同事安迪·怀腾（Andy·Whiten）恰好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就和他共同开展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不同于以往，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要看黑猩猩从同类身上学习的本领有多强。因为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黑猩猩学人没什么实际意义，真正有用的是向同类学习，互相取长补短。

然而，叫黑猩猩做示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能轻而易举地指挥同事示范一个动作，连续做十遍也不成问题，可你叫一只黑猩猩来做做试试！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直到苏格兰姑娘维姬·霍纳的加盟。我无意冒犯，但她的举手投足和黑猩猩颇为神似，懂得如何使用身体语言（比如她会蹲下身体，没有什么零七八碎的紧张动作，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姿势显得很友好），而且敏感，能一眼看出谁是女主角，谁期待关注，那只满脑子想着玩，哪只眼大肚子小。她对不同性格的黑猩猩使不同的招儿，于是实验对象心情放松，皆大欢喜。如果说维姬的出现是我们的第一件制胜法宝，那么另一件便是黑猩猩本身了。大多数黑猩猩之间有血缘关系，至少也是一起长大，因此互相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事。好像一个大家庭，前晌吵架，后晌就和好如初，对彼此的关注自然比对人类更多。这对黑猩猩来说天经地义。

维姬发明了所谓“双项选择行为”法。实验人员交给黑猩猩一个黑匣子，如果用小棍儿捅，食物会滚出来；用棍儿挑控制杆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两种方法一样好使。首先，我们把捅的招数教给群体中一个成员，通常所选择的是地位较高的雌性，让它再去示范。一大帮黑猩猩都围拢过来看它怎么搞到黑箱里的巧克力豆儿。接着，我们把箱子交给群体里另一只黑猩猩。如果模仿者假说是真的，它应该更喜欢使用捅的方法。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然后，我们在基地另一个群体内重复刚才的实验，第二群黑猩猩没看到第一群里发生了什么。只不过在这个群体中我们教给领头雌性的是挑控制杆的招儿。你能猜到结果如何吧？它的一大帮同伴都更喜欢用挑杆儿的方法打开箱子。通过这样的训练，我们实际上人为制造了两种不同的“文明”：挑杆者和捅盒者。

这个结果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如果每只黑猩猩都独立学习，那群体中应该做法各异，而不会出现任何倾向。很明显，群体中有没有示范者，结果有本质区别。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盒子交给毫无经验的黑猩猩，它们说什么也别想吃到里边的好吃的！

我们还试着让黑猩猩玩了一个“电话游戏”，从而检验信息是如何在个体间传播的。这里用到了另一个“双项选择黑盒子”。想把盒子打开，可以把小门往旁边推，也可以向上翻。我们教会一只黑猩猩推小门，然后让第二只看第一只操作，第三只看第二只，以此类推，一直传递了六次，黑猩猩仍然会选择推门的开盒方法。一模一样的盒子交给第二组，如果开头儿教翻盖儿，那么一直传下去的就是翻盖儿法。

安迪在苏格兰用儿童做了同样的实验，得到完全一样的结果。不过他的工作可真让人嫉妒，这个实验让儿童来完成，只需几天，可要想用黑猩猩做个新实验，要足足花费一年。黑猩猩不仅成天在户外撒欢，而且我们不能强迫，一切全凭自愿，只能叫它们的名字，眼巴巴地盼望它们过来配合（事实上这些黑猩猩不仅知道自己的名字，还记得其他黑猩猩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派一只把另一只给弄过来）。成年雄性黑猩猩无暇陪我们玩，它们忙于争权夺势，还得留神其他竞争对手是不是有了艳遇；雌性也好不到哪儿去，她们有自己的生殖周期，还要照顾幼崽，若独自来参加实验，就会为孩子牵肠挂肚，对实验本身没有好处，要是把小崽子也带来，盒子立马被拿去耍了，更不怎么样；有些特别有性吸引力的雌性本身确实想参加游戏，可它们摇晃着气球一样的生殖突凑过来，搞不好额外附带三只雄性，把门敲得震天响，谁也别想集中注意力。还有时，好不容易找到一对黑猩猩，它们却偏偏在早上大吵一架，反目成仇，谁也不理谁。反正总能冒出点幺蛾子，这可能是为什么在传统的实验设计中，科学家总喜欢让动物和人互动完成实验。这样至少实验一方是可控的。

把两只黑猩猩配起来做实验难度就大了，但是付出多，回报也更丰厚。若你看到它们是怎么互相模仿，就知道“猴子学样”不是浪得虚名。它们仿佛钻到对方身体里，互相腻在一起，有时学样的那只甚至抓着示范那只的手看它演示，示范者被奖励了好吃的，放到嘴里大嚼特嚼，学样的就凑过去闻嘴。若换成人做示范，这些行为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必须远远地待在安全距离之外。成年猿类有时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人绝不能近距离亲密接触。然而，模仿双方是不是有肢体接触，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有时我们的黑猩猩看到示范直接就学出来了，根本不用给好吃的作为奖励。这说明它们观察了，自然而然就会去模仿。说到这里，我们就回到了身体的作用。

黑猩猩如何学样呢？是不是先对同伴产生认同感，然后就对肢体动作心领神会？但理论上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它并不需要别人来演示，只要看清盒子的构造、注意到小门儿可以被推到一边或者被翻上去就够了。如果是前一种解释，则需要黑猩猩能再现观察到的操作动作；而后一种则需要它掌握技术窍门。魔鬼盒子（ghost box）是一款独具匠心的设计，多亏它，我们得以区分上边两种可能。之所以叫“魔鬼盒子”，是因为这个盒子可以自己开启和关闭，无需额外操作。如果掌握技术是唯一的条件，那么盒子本身就可以让黑猩猩学会如何控制。实验结果如何呢？我们让黑猩猩反复看那个盒子开开关关，开了还有奖励，结果它们看得莫名其妙，直看得烦躁不已，仍然啥也没学会。

黑猩猩学样的时候，需要看一个活生生的同伴做示范，也就是说，模仿的前提是对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找到认同感。现在，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人和动物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身体建立的。大脑并不是一台每时每刻发号施令的计算机，它和躯体相辅相成，二者的关系是双向的。身体内部感知，然后同另一个身体进行交流，继而建立社交关系，并对自己周身的事物作出评判。所以，不论我们感知什么，思考什么，身体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打个比方，你有没有注意到，身体状况会影响你的感知。明明是同一座山，筋疲力尽的人看来，就比在精力充沛的人眼中更陡峭。当你负重累累，会觉得景物比轻装前进的时候更远。

你也可以试试让钢琴家从好几段演奏中辨认自己的作品。哪怕他对这段曲子很陌生，只在黑暗和无声的情况下表演过一遍（在电子钢琴上不戴耳机），也可以准确挑出自己弹的那段。听到曲调，钢琴家也许能在头脑中重现演奏过程中的身体感觉，找出最符合自己感觉的那个。因此可以说，他用身体认出了自己，就好像他用耳朵“听出了自己”一个道理。

“具身”认知领域（主张认知是一种高度具身的、情景化的活动——译注）尚处萌芽期，但它却能极大地启发我们看待人际关系的方式。当人们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就不自觉地进入他们的身体，他们的一举一动、情绪的波澜，都在我们身体里激起共鸣，好像自己真的变换了角色。正是借助这种方式，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才可以重现自己看到的动作。通常情况下，人无意识地用动作来附和别人，也不易被察觉，不过有时还是会露馅。典型的例子是父母用勺子喂小宝宝，他们自己也会做出咀嚼的样子。父母感宝宝之所感，这种反应难以抑制。另外，家长看自己小孩在台上表演唱歌，往往全情投入，恨不得对着口型一起唱。当我还是个小男孩儿时，每次站在边线外看人踢球，看到自己支持的那方带球，就止不住地跟着队员一起又踢又跳。

动物也一样。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曾通过一组经典实验来研究黑猩猩对工具的使用。在那张黑白老照片中，黑猩猩格兰德（Grande）站在它自己摞起的木箱顶端，奋力够一根悬在房顶的香蕉，黑猩猩苏丹在一旁热切观望。苏丹实际上坐得远远的，可它还是随着格兰德的动作同步挥舞手臂。我还看过一段黑猩猩录像，拍的是黑猩猩用大石头砸坚果吃，一只幼年黑猩猩两手空空地坐在一边，前者每挥手砸一下，后者就空手做出猛砸的动作。能用肢体做出即时的附和，为模仿提供了一条捷径。

情感充沛的时候，认同感就表现得更明显。我曾目睹一只黑猩猩在大白天生产。这可是稀奇事：我们养的黑猩猩一向喜欢夜间生产，即使不是夜里，也得是人少的午餐时间。我当时站在嘹望窗口，看到一大帮黑猩猩既迅速又安静地把那只名叫麦（Mai）的黑猩猩团团围住，好像被什么秘密信号召唤过去一样。麦身体半直立，双腿微微分开，手掌打开，在身下围拢，随时准备接住从身体里掉下来的婴儿。另一只名叫亚特兰大的年长雌性站在它身边，做出同样的蹲曲姿势。最令人惊奇的是，亚特兰大竟也打开双手接在身下，虽然根本没什么好接的。大约十分钟之后，婴儿从母体中冒出来，是一只健康的“男孩儿”！群情鼎沸，大伙儿尖叫着拥抱在一起，可以看出它们刚才有多投入。黑猩猩亚特兰大自己生过好多孩子，看来这次在麦的身上找到了认同感。作为麦的好朋友，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亚特兰大几乎天天给刚做了妈妈的麦梳理毛发。

美国动物学家凯蒂·佩恩也曾描述过大象的同感现象：

一次，一头大象突然看到她的孩子在追赶一只逃跑的角马，我发现她跳起了“象鼻象腿舞”，尽管动作非常微妙。实际上我也有过类似的表现，看我的孩子表演时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忍不住告诉你，我有一个孩子是马戏团杂技演员呢。

我们不仅会模仿那些我们认同的人，而且这种模仿还能反过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母亲和孩子喜欢玩拍手游戏，他们相互击掌，或者按同样的节奏拍手，这些都属于身体同步游戏。回忆一下情侣见面会做什么呢？肩并肩地走路，一起吃，一起笑，随着韵律双双起舞。同步有加强联系的作用。拿跳舞来说。舞伴在动作上要彼此互补，预想对方的动作，或者用自己的动作带动对方。跳舞就是摆明：“我们同步啦！”而利用同步来增进情谊的手段，动物已经用了几百万年了。

同样是模仿儿童动作（比如把玩具狠狠地往桌上敲，或者像小孩儿一样上窜下跳），如果是孩子先做，成年实验者跟着学，做样子的孩子就特别激动；可如果小孩子不动，只有实验者一人干做，孩子就没那么高兴了。在各种罗曼蒂克的场合，如果你的情侣和你做同步的动作，比如你往后靠的时候她也往后靠，你翘起腿她也翘腿，你举杯她也举杯，通常会令你感觉特别好。人们甚至愿意付钱来表达对模仿的喜爱。荷兰人的小气臭名昭著，可如果餐馆女招待把顾客点的东西复述出来（“你要的是沙拉不加洋葱”），而不是仅仅说“没问题！”、“马上来！”，她们就会得到两倍的小费。人对自己声音的“回声”真是喜爱至极。

打哈欠、笑、跳舞、学样等同步和模仿现象，其中反映出的都是社会联系和人际关系。古老的群聚本能由此上升到了一个新层次，远比一大群动物朝一个方向跑或者一起过河更复杂。在这个新层次上，个体要更加关注同伴的动作，领会它们是怎么做的。一只地位相当于女族长的猴子有个诡异的喝水习惯。正常情况下，猴子会从水面嘬水喝，可这只猴子会把整个胳膊都扎到水里去，然后舔她腋下沾了水的毛。它的孩子学它的样子，孩子的孩子也照样学来。最后，唯有它的家族成员，在群体中清晰可辨。

我还见过一只雄性黑猩猩，它在斗殴中英勇负伤，折了手指头，没法再指关节着力，只好顶着弯曲着手腕，一瘸一拐地走。不出几天，群中所有小黑猩猩全都跟在这只倒霉的雄性屁股后边，用同样的姿势走来走去。灵长类动物这种跟身边同类学样的行为，不假思索，多像变色龙啊。

我小时候家住荷兰南部，有时去北方度假，每天和阿姆斯特丹的小朋友一起玩。待归来时，家乡的同伴就取笑我，说我讲话特别滑稽。原来在不经意中，我就能学来一口蹩脚而刺耳的北方口音。我们的身体——包括声音、情绪、姿势，都受周围人的影响，这是人生神奇之处，也正是这种属性，将社会众生“粘合”在一起。考虑到人类是理性决策者，这一现象更是远远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并不总是独立思考自己行为的是与非，每个人都是紧密大网的一个结点，所有人的身体和思维，都是相互联系的。

这种联系已经不是秘密了。人类早已利用一种普遍存在的艺术形式对它进行了应用——这就是音乐。正如没有一种人类文明离得开语言，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也都孕育了音乐。音乐将我们包围，对我们的情绪施加影响，如果许多人一起听音乐，大家的情绪必将趋于相同。观众一起激昂，一起抑郁，一起反思。音乐似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诞生的。这里我所想的其实并不是西方音乐厅里那些严肃音乐，听这些音乐的人必须把自己包装在高档正装之下，陈腐呆板，连随着节奏用脚打拍子也会被视为失礼之举。但即使是这样的音乐，也能让听众情绪趋同：莫扎特的《安魂曲》和施特劳斯的华尔兹显然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不过更典型的还是流行音乐会现场，千万人随着他们的偶像一起高歌，在空中有节奏地挥舞蜡烛或手机；蓝调音乐界、乐队游行、唱诗班唱福音、爵士葬礼，哪怕是家庭成员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所有这些形式都在感官和身体层面激发出反应。在我家亚特兰大的圣诞大餐之后，整桌子人随着猫王的圣诞专辑高唱圣诞歌曲。享用着美酒佳肴，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一同放声歌唱，没有比这更令人沉醉了，而这种美好感觉是具有多重意义的：我们以共同的韵律摇摆身躯、同声欢笑，最后，所有人都被感染上了相同的情绪。

我曾在一个乐团担任钢琴师。如果说我们的成功无足挂齿，那还真是过谦了。我从参与乐队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如，要想一起演奏，必须各司其职、宽宏大量、步调一致，这么高的要求在做其他事的时候是很少见的。我们最喜欢的一支曲子是动物合唱团的《旭日东升旅馆（house of the rising sun）》，我们尝试了各种手段，想让曲子听起来更富有感染力。若干年后，我才明白歌里唱的是怎样一座旅馆，但即使在当时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下，每个人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歌曲的颓败与阴沉。合作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一起演奏所带来的凝聚力。

动物世界的例子举不胜举。这次我想要给你讲的不是咆哮的狼群，不是那些为了恐吓邻居而一起狂叫的雄性黑猩猩，也不是大清早就用惊人音量合唱的吼猴（这些猴子据说是世界上最吵的动物），而是合趾猴。这种动物生活在苏门答腊的丛林深处，是长臂猿的一种，全身乌黑，身形巨大，每当森林升温，它们就攀到高高的树上唱歌，旋律优美欢快，对我来说比鸟的鸣唱更令人感动，或许因为合趾猴也属于灵长类动物，它们的歌声听起来比鸟鸣更加丰富。

“歌曲”以几声大叫开头，随后是更洪亮和巧妙绝伦的乐句。合趾猴颈部长着巨大的喉囊，歌声通过这个“扩音器”得以放大，音量非同小可，可传至数公里开外。后来人们终于回过味儿来，判断出这么大的声音肯定不是一只猴子唱出来的。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赶走入侵者是雄性的活儿，可合趾猴以小家庭为单位生活，因此御敌任务由雌雄双方共同承担。雌性用高音大叫，雄性也发出刺耳的尖叫，你敢靠近试试，包准让你汗毛直竖。合趾猴粗旷的歌声汇成完美一致的和音，因此它们的表演被誉为“除人之外的陆地脊椎动物唱出的最复杂的艺术作品”。当雌雄二重唱组合对同种的其他个体大喊“走开！”时，它们也在宣称：“我们双剑合璧了！”

正如一同拉车的马匹刚开始也并不默契，合趾猴要练就步调一致的唱功，也非一朝一夕。和谐对维持伴侣关系和维持领地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对合趾猴有多亲密，别的猴子一听便知，一旦察觉纷争便可以趁机跟进，挑拨离间。怪不得德国灵长类学家托马斯·盖斯曼（Thomas Geissmann）曾这样记录：“和伴侣分手可不是明智之举，因为新组合的歌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他发现经常一起唱歌的伴侣在一起待的时间也更多，其他行为也更默契。

合趾猴婚姻关系是好是坏，全写在了歌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