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桔子帮小帮主

前篇：[共情时代]之大男子气概的神话（上）

可想而知，如果人和人的联系源自平等党派间的协议，那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这样，当我们反思对待他人的方式，或者思考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时，就会有章可循。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整套思维，都源自前达尔文时代遗留下来的对人类物种的错误理解。正如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每个人的一生都有需要他人和被他人需要的时期，因为我们都有老幼体弱的一天，也要去照顾老幼体弱的人。我们的生存几乎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倚仗别人。这个事实才是讨论人类社会的真正前提。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空想人类祖先应该像鸟儿一样自由，什么社会责任也没有。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演化可以上溯到一系列群居哺乳动物，个体间相互依存不可分隔。灵长类行为学家曾对印尼群岛各个岛屿上长尾猕猴的数量进行统计，从计数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对安全的需求甚至塑造了社会生活的形式。印尼群岛的某些岛屿上有大型猫科动物（比如老虎和云豹）出没，分布在这些岛屿上的长尾猕猴就集结成大部队；而在没有大型猫科动物的岛上，长尾猕猴就结成较小的群体。被捕食的威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通常来说，一个物种在某个环境中越脆弱，就越倾向于结成更大的群体。狒狒主要在地面活动，于是比在树上的猴子班组大，因为如果技巧过硬，在树杈间逃命是很方便的。而黑猩猩则因了“巨无霸”的身材而有恃无恐，因此白天通常都单独觅食或小分队觅食。

不过也有些动物当真不具备群体活动的天性。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牧猫》，他借放牧猫咪来比喻达成共识的难度。对政客来说，这肯定特别令人懊恼，不过猫咪觉得这别提多合理了。家猫是单独捕猎者，它们当然没必要关注他人。其他协同猎食的捕食者（如犬科动物），和被捕食者（如角马），都需要彼此协调。它们通常得跟住领头的，并和大部队步调一致。想当年我们的祖先鼓起勇气离开密林，跑到开阔地开拓新的活动天地，就注定了使自己沦为被捕食者。于是他们演化出群体活动的本能，在众多物种中胜出。我们善于保持行为同步，之后演变为因同步而快乐。俩人一起走路，会自动同时迈步。在体育比赛现场，人们整齐地喊口号，所有人一起制造人浪；在演唱会上大家一同挥手；跳健美操时所有人跟着节奏一起跳。如果你还没明白，可以去听讲座，试试在别人不鼓掌的时候鼓掌，或者别人都鼓掌的时候一动不动。我们是群体动物，已经把群体行为实践得登峰造极。政治领导人精通群众心理学，因此人类历史上屡屡出现群众为了效忠领袖做出疯狂举动的事。这些领袖用的什么把戏呢？他们只需要营造大敌当前的氛围，把人民的恐惧给煽动起来，接下来，嘿，就交给人类的群体天性来搞定吧。

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引出第三条关于人类的神话，许多人相信，人自打出现就乐此不疲地发动战争。上世纪60年代，在那场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被灌以“杀戮猿”之名，以此同爱好和平的普通猿猴相对。“好斗”也被归为人性的显著特点。我当然不觉得人类是爱好和平的天使，但我们也该分清嗜杀成性同战争的区别。战争源自多党派之间严格的阶层制度，并不单是由好斗导致的。事实上，许多情况下战争只是奉命行事罢了。拿破仑的士兵在冰天雪地里开进俄国时，心里并非燃烧着侵略的熊熊烈火；美国士兵飞到伊拉克也不是想杀人。战争的命令都是坐在首都办公室里的老头儿下的。行军列队中未必看得到杀气。成千上万的人迈着统一的步伐，随时待命，我眼中只看到群体活动的天性。

人类历史战事不断。太多的死亡，让我们想当然以为这就是本源状态，恨不得觉得战争就是深深烙印在我们DNA上的。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人类故事就是战争史。除了短暂和偶然的中场休息，世界上从不会有和平；史前也如是，凶残的杀戮主宰世界，永无休止。”但是，丘吉尔口中所说的这个挑战斗殴的自然状态，真的比卢梭所描述的高尚的野蛮人世界更符合事实么？尽管考古学证据为我们揭示了十万年前的谋杀，但我们却未能找到发生在农业革命以前的任何战争的证据（比如埋满了尸骨和武器的坟地）。杰里科墙倒被认为是最早的战争证据之一，它倒塌的故事还借《旧约全书》千古流传，实际上恐怕是为了阻挡泥石流而建。

时光再向前推进，我们的祖先生存在当年那人烟稀少的星球，世界人口只有百万的量级。人口密度恐怕和今天的布希曼人有一拼，人均占地面积差不多有26平方公里。甚至还有些证据显示，在更远古的7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小撮一小撮地散居，全球人口几千人，差点就绝了迹。那时几乎没有促成持续战争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远古人根本没什么好打的，正如布希曼人一样，顶多就是争一争水和女人。然而，布希曼人却能将珍惜的水源同口渴的外族人分享，还经常把自己的女儿嫁到邻近的部族。后一种做法导致一族的男人经常有外族的亲人，各族便联系在了一起。归根结底大家都知道，谋杀亲属显然不是一种成功的性状。

在马歇尔·托马斯对布希曼人的观察中，她从没见到过战争；而且布希曼人不使用盾，这表明他们很少同陌生人发生争斗。只要有结实的兽皮，盾牌是一种很容易制作的工具，而且在面对弓箭时能给人提供有效的保护。布希曼人不配备盾牌武装，说明他们不怎么担心他族来犯。这并不意味着文字前社会就不存在战争，事实上许多部族确实偶有、甚至常有刀光剑影。我想，不排除远古时代存在纷争，但就像今日靠狩猎和采集过活的人们一样；但事实应该同丘吉尔所说恰恰相反，远古人类应该长期和平共处，部族之间相安无事，残暴的战事只是插曲罢了。

同猿猴作比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黑猩猩有时也会对邻族开展“突袭”，用残忍的手段毫不留情地夺取敌人性命。此时的猿猴同我们塑造的人类勇士形象就很接近了。和人类一样，黑猩猩也会因为夺取领土而发动战争。然而从遗传的角度来说，人类同黑猩猩的亲缘关系，与同倭黑猩猩一样远，而后者却从不会做那些残忍的事。倭黑猩猩对邻居有时也不那么友善，但冲突只要开始一小会儿，雌性就会跑到敌方去，和敌人做爱，雌雄通吃。你看，你很难想象做爱和发动战争能同时进行，所以战争场面瞬间就给搅和了，反而变得像野餐郊游似的，不同部族的成年个体互相梳理，小不点儿们闹作一团。迄今为止，致命的进攻在倭黑猩猩之间还是闻所未闻的。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物种具有战争的潜能，这个苗头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就会抬头。小冲突有时会失控爆发，结果引发血光之灾。再加上不管哪儿的年轻男性都喜欢显摆自己矫勇善战，他们会不顾后果地打击外族人，局势就会更加雪上加霜。不过同时，人类这个物种也有其独特之处，即使在同族人散布开很久之后，我们还会同亲人保持某种联系。结果，部族间就会维持一个完整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个网络的存在会促进经济交流，与此同时让战争变得非常没有建设性。同外族的联系相当于在不可知的环境中为活命提供了一项保险，如此一来，食物和水短缺的风险，就可以在各个族群间平摊了。

美国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研究了布希曼人的“风险库”，并记录了他们为获得领土之外的资源所进行的精心协商。协商的过程非常小心翼翼，极尽婉转，因为他们知道，人和人之间从来不乏竞争。

上世纪70年代，平均每名布希曼人每年要花三个月的时间离家，游荡在外族。来访者和主人共同举行问候仪式，以此来表达对主人的尊敬，并申请留住。来访的一方先在人家营地外边的树荫里坐上几个小时，然后，主人出去同他们问好。接着，来访的人合着韵律向本地人讲述他们族群的情况。主人同他一唱一和，在每句结束后重复最后一个词，并加上“eh he”（唉呵）二字。照常理，主人会抱怨自己食物短缺，但来访者可以自己体会出实际状况有多严峻。如果真的严重，他们就说只想暂住几日；如果主人并没有反复强调粮食匮乏等问题，来访的人就知道他们可以赖一阵子不走了。如此这般地交流一番，客人被迎进帐房，他们此时会呈上精心准备的礼物，方式非常得体，以免引起主人一方的嫉羡。

资源匮乏的族群之间相互依赖，因此我们的祖先恐怕从来不会发动大规模战争，直到他们在一处定居下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充自己的财富。因为这个时候，袭击他人可能为自己带来更多好处。如此看来，战争并不起源于寻衅挑事的冲动，而是对权力和利益的欲望所招致的。这也说明战争都是可以避免的。

西方世界对人类的本原状态进行了过度的诠释，人们相信我们的祖先必然凶残暴烈，毫无约束，像常见的动作片里的角色，不受社会责任的束缚，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如今的政治思潮仍在鼓吹这些神话，仿佛大男子气概真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性。比如，有人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我们的星球，说人性决定地球上战争不断，还有人说个人自由永远高于集体利益等等。

其实所有这些论点都不符合事实，古老的人类彼此信赖，互通有无，竭力压制一切可能引发争执的内忧外患。因为生命如此脆弱，食物和安全才是首要问题。妇女采集果实，挖掘可以吃的根茎，男人们出外狩猎，只有融入一个相对庞大的社会体系，一个个小家庭才得以维系。集体的存在就是为了个人，同时人人为集体。布希曼人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维持族群间的礼尚往来，部族的网络遍布方圆数公里，代代传承。他们殚精竭虑地靠协商达成共识，对他们来说，被放逐和受孤立所带来的恐怖远远胜过死亡本身。一位女士的话传神地表达出这个意思：“死亡很可怕，因为死的时候你孤身一人。”

工业革命前的生活一去不返。如今的社会，庞大、复杂，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的整个运作也必然不同于“自然状态”下的远古人社会。然而，尽管我们已经摇身变作“城市栖居动物”，身边飞跑高级轿车，生活充斥电脑高科技，骨子里却还是有着同样心理诉求的动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