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庄

绝望：习得性无助

 【图片出处：www.progressivelap.com】

六十多年前，哈佛大学的几位科学家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莱昂·卡明（ Leon Kamin）和莱曼韦恩（Lyman Wynne）等人拿着人类的好伙伴来做了个残酷的实验。他们把40只汪星人放在箱子里，箱子用隔断分成两半。在汪们所在的一边，实验人员对箱底通电，遭受电击的小家伙惨叫连连，它们试图通过不是很高的隔断板跳到另一边。但要命的是，跳过去之后，另一边也被通上了电，于是多次遭受的汪星人最后都放弃了跳跃，即使另一边再也不通电了它们也不会去再次尝试。关于这些实验的文章发表在了1953年的《异常和社会心理学期刊》（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

过了大约十年，滨州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多次以不同形式重复了这个实验。比如说，他将三组汪星人引入，第一组被简单地加上了鞍具，随即解下，没有遭受什么痛苦；第二组被加上鞍具之后，接受短暂电击，但汪自己可以经由碰触前面的杠杆来中断电击；第三组也接受短暂电击，它前面也有杠杆，但杠杆没有中断电击的作用。·塞利格曼教授经过这些实验发展出了赫赫有名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理论，亦即经过某种学习而得来的无助感——当发现通过抗争或适应性调整也不能逃脱不良环境的威胁时，动物或人就会放弃努力，表现为此后的消极行为。

对人类来说，习得性无助最典型的一个发生环境就是集中营。我们能从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的自传体小说《无命运的人生》里清晰无比地读到这一点，小说写的是一名布达佩斯少年被抓到纳粹集中营、从奥斯威辛到布痕瓦尔德到蔡茨的过程，原本乐观的他和其他犯人一起慢慢屈从于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放弃反抗，放弃求助，直至最后丧失了求生意志。说实话，读伊姆莱小说对我而言是无比难捱的一种折磨，基本上难以坚持下来，除了他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给过这么强烈的绝望感。我还能记得大约十年之前自己在上海徐汇区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读它时的心情，就好像溺水时什么也抓不到一样。

面对被强加的绝望，多数动物或人所能做的都是放弃选择，任由环境处置，甚而，自己也成为环境的帮凶。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探讨“平庸之恶”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她认识到屈从的关键是拒绝思考，在极权的压力下，你不再甄别自己行为的对错、后果和意义。藉由这种集体无意识，绝望逐渐蔓延，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群人到一群人。

人就是这么脆弱如苇的一种动物。一旦你拒绝思考，你就真的什么也做不到、什么也选不了了。

不过，曾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马丁·塞利格曼其实倒不是一味专门研究绝望的专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卓著的贡献并非虐狗，而是建立了积极心理学——2004年他的TED演讲即以此为题展开，这是一门采用科学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幸福的课题。他也主张用习得性乐观用来对抗习得性无助。

言及此处，我会想，要不要谈谈爱情里的绝望呢？对于现代生活中的平常女性来说，能让人深刻体会到绝望的事物，爱情算是很重要的一种。爱而不能得或者爱而被亏欠，都能将一个人拖进如坠深渊的境地，但，谁也都知道，只要死不了，就不可能永远绝望下去。你看，连被嫌弃了一生的松子都不绝望，你又有什么资格绝望？

希冀：只能往前看的眼睛

我们人类中的大多数，从出生一刻便被告知，你的毕生追求是：幸福。由此而展开漫漫求索之路，而不断磕碰、摔倒、撞得头破血流甚或堕入深渊。这其中也有一些（数量还不在少），倾尽全力之后依然发现，自己距离这个目标非但没有更近，反而越来越远。

科学对此自有解释，根据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等人的一项研究，人的幸福感是固定的。每个个体都有一个幸福基准线，在生活这条长河中，面对微澜或者波浪，你的幸福感会随着基准线上下波动，但不会偏离太远，哪怕因为重大变故一下子冲到爆表，也终将慢慢回归。无论是因为车祸而失去了双腿还是中了六合彩而一夜暴富，当事人在过个几年之后，也就差不多没事人一个了，每天到底是乐呵呵还是苦哈哈，与最初无异。如果你天生是个不大能快乐的人，也很难通过赚更多的钱或拥有一个看似正常的美满家庭而如何如何。此被称作“幸福定值理论”。

也有对此提出异议的研究者。2010年，来自墨尔本大学的布鲁斯·黑迪（Bruce Headey）团队通过一个长达25年的大型追踪调查，考察了生活方式、工作、社交、信仰等各个方面对人的影响，得出结论是：你所选择的生活，还是会很大程度影响主观感受的。比如对于婚姻或长期关系来说，和严重神经过敏的人在一起，幸福感会越来越低，而对于女性来说，如果较为肥胖，会很大程度削弱幸福感。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很大一部分的研究就是在努力探寻人如何能以主观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幸福感。上面提到的塞利格曼教授正是这个学说的创始人之一。

对人生快乐的希冀，大抵也是在“就这样了”和“不行还有救”之间振荡，正对应着以上的两种说法。事实上它们并不绝对矛盾，基因与环境一起塑造并改造我们，一个人感到快乐、获取幸福的能力当然有先天的基础，快乐天注定，却也视乎能多大程度地发掘吧。

大脑中，影响我们这种主观感受的部位，被认为存在于调节情绪与动机的前扣带回皮质与负责情绪记忆处理的杏仁核。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丹尼尔·沙克特（Daniel Schacter）和唐娜·阿迪斯（Donna Addis）等人发现，核磁共振成像下，当被试思考积极乐观的问题时，这两个部位就被激活，而转向消极悲观的思考之时，它们就受到抑制。所以，不妨如此来描述对幸福的求索这项人类活动：它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激活我们的前扣带回皮质和杏仁核。更有趣的是，大脑中还有一个尾状核，它在我们去憧憬幸福（好事情）时被激活，而一旦结果并不如预期，它会将之记录下来，以调整下一次的期望值。

上述三个大脑区域，在关于爱情的科学研究中也表现得超乎寻常之重要，有脑成像记录到，很多涉及爱的测试当中，如让被试去看心上人的照片、回想两个人交往的一些细节时，这些部位会闪耀得激情璀璨。当然，情感完满，也是人生幸福中的一大组成。

但就是有人完全没法找到期待所在，怎么办？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我知道，你的反抗是因为有希望，而我的反抗是没有希望，不但没有希望，连绝望都没有”，这句话可谓非常戳中，也许这才是活着的全部要义。黑暗中寻找光明，甚或黑暗中只是要倔强走下去也不在意那一个光明，这种本能都已经写在了基因里。倘若对于死亡的恐惧超出了对于生存的乐观，人类的整体生存是不可能的，所以演化给了人希翼的勇气，也就是那双一直只能往前看的眼睛。要知道，我们的生境再怎么也不会比原始先祖们来得差，最终让你和我存活于世的其实只有两种东西：非理智的乐观，理性的悲观。